百年中国方志学 　　进程回望与规律探寻 　　潘捷军  　　提要：伴随着中国地方志事业的发展进程，至少从宋代方志定型起，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渐为历代学人所重，并以清乾嘉时期章学诚为代表，为其后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以1924年梁启超正式倡立“方志学”为标志，学科建设开启了全新的历史进程。百年来，从民国到新中国，从改革开放到新时代，业界在开展大量志书编修实践活动的同时，持续推进学科建设，特别确立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引领的现代学科体系，从而既成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生动实践和典型之例，为百年中国方志学发展史留下弥足珍贵的经验规律，同时也为未来学科建设以及整个方志事业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和前行指南。关键词：方志学史  学科建设  百年回溯  规律探索 　　 以梁启超1924年6月在上海《东方杂志》上发表的《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一文为开端与标志，具有规范学科意义的“方志学”得以创立并渐趋发展完善。而今，回望百年中国方志学发展历程，既有大量成就成果，也有不少经长期探索积累的经验规律。现拟通过对百年学科建设进程和若干重大问题的梳理解析，探寻其形成的重要规律及现实启示意义。 　　章学诚的传统余音与方志学的创立前奏 　　 从学术史角度看，包括从宋代方志定型至清乾嘉时期章学诚等 的突出贡献，尽管它们并不包含在本文所涉百年进程之中，但却是学科创立必不可少的历史前奏。 　　 （一）学界对历史以来方志学的探索认识 　　 在方志学术史上，“从魏晋以来，直至清以前的漫长的方志发展历史过程中，方志的编修实践活动是有显著成绩的，数量的积累也很丰富；但方志学理论则处于一种萌芽、酝酿的过程中”。应当说这是长期以来的一种传统认识。但近年来，学界又多认为，其实自章学诚时代往前推，以宋代方志定型为标志，方志学自此以后在各个时期已素有成就且颇有建树。如黄燕生便认为：“宋代志家虽然没有撰述研究方志的理论著作，但在一些志书序文中，对于方志学的某些重要问题皆有所言及，于方志理论建设颇多贡献。”桂始馨也对宋代方志学，以及赵心愚对元代方志学、刘纬毅对明代方志学等，都有相关研究及相应评价。这是事关方志学发端的一些重要视点和基础前提，也是考察方志学术史的重要视域。 　　 （二）对章学诚突出贡献及相应局限的论辩 　　 众所周知，以往学界普遍将章学诚与“方志学”划等号，最具影响的莫过于梁启超“自章学诚著《方志略例》，倡方志之学，‘方志’一称，渐为世所常用”；以及“能认识方志之真价值、说明其真意义者，则莫如章实斋”等一系列令人耳熟能详且已成共识的传统论见。但长期以来学界对章学诚又始终存有争议，如有研究指出：“章学诚对我国方志的理论创造和修志实践是有重大贡献的，但并不是方志学的独创者。”再进一步看，学界认为关键在于“章学诚的方志学，主要集中在比较系统的方志编纂理论方面，从学科的角度看，章氏方志学理论还只是偏重于该门学科的主干理论，尚未构成一个完整的学科结构理论体系”，等等。就方志学科建设而言，这同样也是一些值得关注的客观评价。 　　 当然，对章学诚的历史贡献也应辩证看待，避免误读。如他在《文史通义》等论著中，确曾多次阐述“志乃史体”“志为信史”“志者，史之一隅也”等，但他也明确提出“志”与“史”当需“严名分”，以及“史体纵看，志体横看”等一系列理念主张，故“‘志’属于史的范畴但又不等同于‘史’，这才是章学诚史志观的实质要义和精髓所在”。在此意义上看，章学诚无疑仍是中国方志学第一人，其历史地位不容否认。但同样也应看到，从主观局限看，章学诚以至包括戴震、钱大昕等，都难以创建规范意义的方志学科；而从客观环境看，那个时代也不可能产生规范意义的方志学，这一重任必将历史性地延及后世并由后人承担。 　　 （三）近代西学东渐的影响与“新史学”的破局 　　 如果说，章学诚等历代学人的贡献是中国方志学创立的历史基础，那么近代社会环境巨变无疑是促其产生的决定性现实条件。 　　 一方面，鸦片战争打开了近代中国的大门，包括进化史观、新民生论和马克思主义等在内的各种文化思潮先后传入国内。恰如梁启超所言：“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近四十年来之天下，一进化论之天下也”。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前，这一近代进化理论是最进步的理论体系”，从而迅速打破了中国千百年来近于凝固的传统思想格局，并引发了包括传统史学在内思想学术领域的重大变化。这一变化显然直接影响到方志领域。 　　 另一方面，如果说西学东渐是影响方志学创立的重要外部环境因素，那么梁启超的“新史学”则无疑在这一新旧转换期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1902年，因维新变法失败而逃亡日本多年的梁启超，已饱览政治风云的急风骤雨，既深为“三百年来王气，满目山河依旧”的封建传统所痛，又深受西方新潮影响，如其自己所言“广搜日本书而读之”，“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并宣称“‘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家遂不可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为此他在创办的《新民丛报》等报刊上，陆续发表《新史学》《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等一系列新著力作，主要以进化论等新说为武器，对旧史学进行了猛烈抨击。文章发表后引发强烈反响，标志着“新史学”“把中国古代史学上的史学史意识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从本文角度和历史以来史志关系密切程度来看，更重要的在于，“新史学”还对“方志学”创立产生了直接而重要的推动意义。 　　梁启超“方志学”的倡立及民国学者的共同建树 　　 从中国方志学术发展史看，由于历代学人从宋代定型再经元明清各时期探索等千百年的历史传承，特别章学诚等在从古代向近代、从萌芽到初生的重要转型和发端期所作贡献，规范意义的方志学才终能破土而出。 　　 （一）近代史学转型对方志学创立的关键性影响 　　 虽然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但“中国史学主流仍然是传统史学的延续，史学仍然局限于传统史学的藩篱之中……直到五四时期，近代中国史学的真正‘变局’才终于形成”。故在此意义上看，20世纪初梁启超的“新史学”还不足以直接催生“方志学”，其产生时间恰恰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个关节点上，这绝非偶然因素，从中足见史学转型对其产生的重大影响。 　　 （二）梁启超“方志学”的倡立之功 　　 从20世纪20年代起，历经宦海政坛的长期沉浮，梁启超已逐渐疏离时局，似更倾心于著述讲学。1924年4月，因在北京清华、天津南开等院校讲学的一系列积累与研究，梁启超致信商务印书馆的实际主持人张元济，商量刊登《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一事。当年6月，《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一文在商务印书馆创办的《东方杂志》第21卷第18号上正式发表。在该文中，梁启超不仅首次提出“方志学”概念，还对方志的性质、意义和价值，产生和发展过程，方志史料的搜集、整理和鉴别，志书的体例、篇目设计，以及修志者应具备的基本素质等问题，均不同程度有所涉及。为此有研究将梁启超的方志学术思想总结概括为三方面：一是“观念论”，包括方志观念说、概念说、生成说、发展说和方志学说；二是“编纂论”，包括事业说、为谁服务说、修志人才说、修志方法说；三是“文本论”，包括志属史说、志书作用说、表达体式说，等等。 　　 作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思想启蒙运动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梁启超在学术上所涉范围较广，可谓著作等身，成就卓著，方志学也许仅仅只是其中很小一部分，甚至还难免存在一定的历史和学科局限性。然而在梁启超涉及的众多学科中，学界又认为其“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的史学成就最为突出，其多达1400万字的著述中，至少有半数可归为史部。同时也正因史志关系的密切程度，使得梁启超能从两者的传统关系中独具慧眼，独树一帜，透见“新史学”对方志学的影响引领所在。根本还在于其时正处于史学转型的关键节点，正是这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才能使其成为“中国历史上探究方志历史发展之第一人，并把方志学理论之研究提高到一个更新层面”。因而即使是这很小一部分，却使方志学迈开了历史性的一大步，并引领了民国方志事业的发展前行。 　　 当然从方志学发展史脉看，没有章学诚就没有梁启超。但同样可以肯定，由于后者所处时代更新，视域更宽，因而方使“方志学”得以破土而出。换言之，如果没有梁启超在思想学术界的显要地位和《新史学》等振聋发聩的重大影响，即使有人发声也未必会产生如此之效。 　　 （三）民国学人的共同建树 　　 与章学诚一样，梁启超对民国方志事业可谓居功至伟。但民国又并不仅限于此，以梁启超的“倡立”为先导和主干，其时一大批学者为共同“创立”较为系统的学科体系同样作出了重要贡献。为此有研究勾画了民国方志学人的群像：“这是一个承先启后的时代，一端系于传统方志学的余脉，一端开启现代方志学的诞生”，他们“自觉与‘旧史学’划清界限，从而使民国时期的方志学展现了与以往时代截然不同的两个特点：一是重新给方志定义，一是彻底改造方志”。仍从方志学科建设角度看，其主要贡献和相应特点在于： 　　 其一，注重坚守并弘扬传统。地方志向来被视为中华民族独有的传统文化形式，因而民国学人首先注重的是如何坚守并更好地加以传承。如1931年，顾颉刚、朱士嘉在燕京大学《社会问题季刊》第1卷第4期发表的《研究地方志的计划》一文中指出：“地方志是中国的特产……但到如今还没有人把它作为专门的研究，不是太可惜了么？”并呼吁“研究地方志，在今日已成为迫切要求”。包括其后朱士嘉在回忆“我是怎样走进方志学园地”时，始终不忘当年其师顾颉刚的告诫：“外国人正在研究我国边疆史。方志这块领土如果我们不去研究，外国人就会去侵占”，“在当时那严峻的形势下，顾先生的这番刚烈话语无疑是激励我从此跨入方志学领域的巨大动力”。由此可见身处觉醒年代的一代学人鲜明的民族情怀和历史责任感。 　　 其二，积极致力于创新变革。面对日新月异的时代变革，在大力传承与弘扬方志民族传统的同时，民国方志人并未因循守旧、固步自封，而发出一系列创新主张并纷纷付诸实践。如1927年，受西学东渐新思潮和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思想先驱的影响，尚在北大史学系就学的傅振伦，在《新河月刊》所发《修志刍议》一文中指出：“书之作也，必应乎潮流。则方志之修订，不宜拘于旧例，专详沿革与地舆矣。即虽不能完全与新史学相吻合，亦必求其近似而已”，故“今则新史学出而志亦当与之俱变其体例矣”。次年，由其主编并贯穿新理念的26卷《新河县志》出版，曾任北大史学系主任、后任中国史学会主席的朱希祖为之作序。另外，甘鹏云在《方志学两种——方志今议、方志商》中“国体改矣，修书宗旨与往日微有不同。往日修志，于民事疏略；近日修志，应于民事加详。民主国，民为重也”的创新意识；黎锦熙在《方志今议》中提出的“明三术，立两标，广四用、破四障”的“修志四原则”以及寿鹏飞在《方志通义》中倡导的修志须“正人心，厚风俗，明正谊，陈利弊，垂劝惩，诉疾苦，补救时政之阙失，研究民生之荣枯”直至“方志为地方人民而作”的鲜明主张，等等，无一不是民国方志学人锐意创新理念的具体体现。 　　 其三，初步构建学科体系。一方面，以一批方志名家的综合性著述为标志，如李泰棻的近现代第一部以“方志学”命名的专著《方志学》、傅振伦在同期相关论著中“体系更为全面系统”的《中国方志学通论》，以及甘鹏云的《方志商》、黎锦熙的《方志今议》、寿鹏飞的《方志通义》和王葆心的《方志学发微》等，皆为典型之作。另一方面，不仅是主体学科，包括其时同样各具建树的“方志目录学、方志整理学、方志资料学、方志学发展史学几方面，（也）是方志学学科体系必备的分支学科，这些分支学科的产生、建立，使得方志学学科体系臻于完备，标志着系统的方志学学科体系在民国时期开始形成”。 　　 当然，民国毕竟具有如黄苇所言“乱世修志”的时代特征，所以“应当看到，由于其时尚受到机械唯物主义思想观与方法论的影响与制约，故在方志编修观方面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对此，应当给予客观的认识。民国时期尽管社会发生了改变，时代有了进步，但是毕竟旧时代的影响依然存在，方志编修观的变革必然受到种种羁绊，自然不可能发生超脱社会、超越时代的根本性转变”。同样，历史不能割断，而对地方志这一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传统而言，一定意义上更应重其传承的价值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学科建设的初步探索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约30年间，可视为新中国方志学术史的重要探索时期，其间既有初步成绩，也有弥足珍贵的经验教训，具体可从以下几方面来加以考察。 　　 （一）学科发展的环境与条件 　　 如果将方志学置于史学的大框架看，因“20世纪前期中国史学的积累”，包括“梁启超提出‘新史学’的理论以后，中国史学在理论上加快了近代化的步伐”，以及“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使马克思主义史学有了重大的发展，在齐流并进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然而，新中国史学的发展却经历了非常曲折的道路，直到八九十年代才逐步走上健康发展的大道。”这同样是新中国方志学科建设发展所处的历史环境。 　　 从学科建设发展的时间节点看，“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至1955年这段时期，方志学的发展总体上处于比较冷寂的局面”，而以1956年国务院规划委员会地方志小组成立为标志，应为“中国现代方志学的起始时期”。但“这个局面持续至1964年左右，便因种种政治运动的开展，出现回落不振之势，拖延至1966年5月，受随之降临的‘文化大革命’风暴的冲击骤然逆转，戛然止息”。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始于80年代的首轮修志期，这一局面才得以出现重大改观。 　　 （二）若干成就与经验 　　 一是志书编纂是学科发展的客观前提。新中国成立后，与其他事业发展一样，尽管其间遇到了不少困难和问题，但地方志编修传统仍得以传承发展。如到1960年，全国已有20多个省（区、市）的530多个县开展了修志工作，其中有250多个县编写了初稿，有的已陆续出版，虽然有些志书未必完全符合规范要求，但使相关研究首先具备了具体对象和现实基础。 　　 二是机构组织与学科规划是学科发展的条件保障。例如，1956年国务院规划委员会地方志小组的成立，以及《1956—1967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初稿）》第七条中，对“地方志的编纂”明确要求“这个工作从1958年开始”等，被学界视为“中国现代方志学的起始时期”。而1958年中国科学院地方志小组起草的《新修地方志体例（草案）》，以及其后1963年中宣部转发的新中国第一个方志编纂的纲领性文件——《关于编写地方志工作的几点意见》等，都可视为学科建设力求科学规范的重要标志。 　　 三是初步积累的成就经验是学科发展的重要基础。如1962年王重民在《光明日报》发文，较早将方志发展分为区域志——地志——图经——地方志书四个阶段，而同年出版的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方志考录性著作，以及仓修良在《江海学刊》发表的《章学诚和方志学》论文等，都反映了当时方志学术探索的实际状况。进一步从学术思想看，如金毓黻在对旧志地位价值的肯定和对其缺陷批评基础上，从类目、内容和体例上对社会主义新方志时代特征的阐述，以及傅振伦“编辑新志必须用新史学观点和方法重订例目，绝不能为常格所拘”等新论，不仅对方志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而且在社会主义新方志与旧方志之间划出了鲜明的分水岭。 　　 （三）影响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 　　 一方面，是其时重大原则导向产生的偏差。典型的便是1958年，时任中宣部副部长陈伯达就历史研究重大问题提出的“厚今薄古”观，因把是否尊崇“厚今薄古”上升到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高度，以至当时学界几乎形成“一边倒”的现象，为此学界后来将这一时期视为“历史学大跃进”现象。尽管此后陈伯达也曾主动承认“厚今薄古”作为“口号和公式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简单化和庸俗化的偏向”,但当时却影响广泛。这种状况自然也会影响到自古以来便与史学密切相关的方志事业发展和学科建设。如作为全国地方志事业的主管机构，1958年10月，中国科学院《关于新修方志的几点意见》中，就作出“新志应贯彻执行厚今薄古的原则”的明确规定。这种紧跟形势的指导思想，还直接影响到当时为数不多的志书编纂和学术理念。一直到改革开放后首轮修志期，“详今略古”的传统原则才被重新得以遵循，包括其后又有“详今明古”等新论，从而使方志编纂和学术研究渐回正轨。 　　 另一方面，是学科建设自身的局限性。例如由于时间较短又受多种因素干扰，此时首先是成果数量并不多。据统计，1956—1966年，全国发表的方志学论文年均不到7篇，涉及方志学术史的论著新作更为鲜见。另据笔者对《〈历史研究〉五十年总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目录查询显示，该刊创刊后20多年中，除1963年所登的一篇《魏源〈海国图志〉研究》一文与方志学稍有关联外，直到1978年傅振伦发表《方志——史料的宝库》一文止，其间再无一篇相关论文。从学术水平看，鉴于当时“地方志就是地方史”的认识判断十分普遍，不少人“尚未充分认识志书的性质，主要表现于尚未充分认识‘史’与‘志’的区别。有些认为地方志就是地方史，故不少志书是以史体写成，不能说是体例完善的志书”。这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当时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水平。 　　 有鉴于此，学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方志学科建设30年历程的基本共识是：“发展早期带有开创性质的探索研究，尽管有些尚不够深入，甚至略显粗浅，但是却对现代方志学的初期发展起着开启与促进的积极作用。” 　　两轮修志期学科建设的显著成就 　　 从20世纪80年代起，基本以20年为一个周期（1981—2000；2001—2020），全国各地开展了两轮大规模修志工作，并在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同时两个时期既各有侧重，又是一个相互连接、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 　　 （一）首轮修志期成效初显 　　 其一，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及改革开放的社会环境，为新时期方志学科的建设创造了良好条件。如1980年4月，胡乔木在中国史学会代表大会的讲话中，率先向全国发出编修新方志的倡议。次年，中国地方史志协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地方史志学术讨论会在山西太原召开，之后《中国地方史志通讯》创刊，中国地方史志协会和中国地方史志研究会章程相继颁布，等等，都标志着新时期全国方志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全面起步。 　　 其二，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方兴未艾。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一批原已具有一定影响的方志名家便开始了新时期的学术探索。如傅振伦1978年出版《中国方志学》（增订本），朱士嘉1979年发表《中国地方志浅说》等，并迅即引起关注。首轮修志开始不久，黄苇等还在1982年的《中国地方史志》发文指出，新方志学理论体系应由方志基础理论、方志发展史、方志学史、新方志编纂学和方志文献学五个方面组成，这可能是新时期方志学科体系的最早构想。同时据不完全统计，首轮修志结束时，全国已出版各类专著500多部，论文约10万篇，且无论是宣传普及广度，还是理论研究深度，都明显超过以往各历史时期。因此虽然其时“尚未形成一种声势，其发展状况与取得的成果亦很有限……它却毋庸置疑地成为社会主义新时期首轮方志编修及方志学研究全面兴起并且走向繁荣兴盛的起点”，从而直接助推了全国各地的首轮修志事业，并为构建现代学科体系打下了基础。 　　 其三，业界也多关注到首轮修志期方志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所存在的问题。如认为其间三个“主要教训”之一便是“理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不够”。具体表现为一是“理论的摇摆性，或者说理论的不坚定性”，即不少研究虽有“百花齐放”的特点，但却因长期众说纷纭而无定论。二是“理论的单一性”，如偏重方志编纂方法的著述有86部之多，且同一水平层次的重复雷同现象十分普遍，而形式上的方志学论著只有27部，其中相当一部分还是论文集且仍局限于修志实践。三是“理论上的亦趋性”，即大多研究人云亦云，缺乏独创。为此业界的基本共识是：“方志学发展到20世纪末期，从纵的方面来说是硕果累累，但从横的方面来说，和其他科学相比较，无可否认又是先天不足的孱弱身躯，不定的概念、不定的科学性质和不定的科学地位，都为后来者留下了难解之题。” 　　 （二）二轮修志期成就显著 　　 如前所述，两轮修志期的“两轮”实际是一个相对划分，不宜截然分开。事实上二轮修志期的学科建设正是在首轮成就基础上延续而来。当然比之前者，它不仅是量的增加和面的拓展，更重要的是质的提升。从学科建设角度看，除与首轮相同之处外，二轮修志期还有以下几方面的新进展及相应特点。 　　 其一，若干重大问题渐成共识。值得关注的是，一些为学界长期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如方志起源、方志性质、方志功能、志书编纂原则以及史志关系等，经过广泛深入研讨甚至争辩渐成共识。例如，方志起源无疑是方志学术史上关注最多与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学界向来多认同方志源头众多，渊源关系复杂，且又众说纷纭，如有统计“至少有17种说法”。不过归纳起来或是“一源说”，或是“多源说”，包括历史、地理等各种形式相容相兼、同源共生的“共源说”，等等。总体上看，史志等多种形式早期同源异流的演进史脉，而又渐趋融合的发展趋势已日益为学界所关注并渐成共识。又如，包括与方志起源相关同时又有区别的方志性质，以往也有属于史书、地理书等多种认识，而以2006年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将其定性为“资料性文献”为标志，其后业界对此同样日趋形成共识。 　　 其二，学科体系日臻完善。科学规范的学科体系无疑是衡量一门学科最重要的标志之一。而且应指出，自民国初创方志学科及相应体系后，这一探索虽持续进行，然而真正取得突破性进展并日臻完善的恰是二轮修志期。仅从形式上看，在以往成果基础上，二轮修志期所构建的学科体系，就先后有“两分法”“三分法”直至“九分法”“十分法”等10种划分方法。例如，“五分法”就是一种较具认同度的划分方法，具体包括方志基础学（含方志本体研究、方志观和方法论等方面），方志编纂学（含编纂原则、编纂过程和出版，以及各类志书编纂两方面），方志管理学（含工程、志书、人才和经济四方面管理），方志应用学（含应用、整理和批评等方面），方志史学（含编纂史、思想史、应用史、管理史等方面）。从中也可见其与民国初创及后续探索取得成就的显著不同与新进展。当然，“五分法”只是“多分法”的一种，而且即使是这种划分法也还存有不同意见，但都客观反映了这一时期业界对此问题的研究广度和深度。 　　 从更宽阔视野看，有研究统计，新时期方志学总体体系中的各种分支学科已不下60种，包括方志学概论、方志史学、方志编纂学、方志资料学、方志目录学、方志评论学、方志应用学、方志管理学，等等。当然学界也认为“有的分支虽然需要研究，但毕竟太小，难以成为一门学问”。即便如此，能够成为学科分支的至少也有20种，由此可见新时期方志学科门类的发展程度以及对支撑学科体系的重要意义。 　　 对两轮修志期学科建设进程及相应成就，学界还分别从几个不同时间节点作过不同评价。首轮修志结束时，有学者在充分肯定“这些研究内容，对于学科体系构建有参考、启发作用”，“较之民国时期……毫无疑问是一大进步”的同时，还认为“如果作学科体系对待，则没有逻辑结构，内容也不系统、完整”。二轮修志中期，研究认为“学科体系已经显露出约略的框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收获”，同时指出其“遗憾和不足”是“尚未形成一致公认的权威著作；对方志学的许多分支学科，缺乏系统规划，故参差不齐，有的研讨不深，有的尚是待开垦的处女地”等。而到二轮修志后期，有学者则认为：“经典方志学著作的诞生，总结性成果的问世，公认的方志学完整知识体系的形成，则是方志学现代转型后成功实现升级的重要标志。”新时期中国方志学科的进程轨迹和发展成就由此清晰可见。 　　 其三，多业并举格局的形成。长期以来，方志界基本呈修志主业“一业独大”的独尊地位。改革开放后，其他各业随着整个地方志事业的蓬勃发展而陆续兴起，并逐步形成志鉴为主、多业并举（如后逐步发展为志、鉴、网、库、馆、刊、会、研、用、史的“十业并举”）、全面发展的事业格局。由于地方志事业本身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因而其研究同样是新时期方志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各业研究也从无到有、由浅入深，从而使中国方志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盛局面。例如，与志书编纂事业相比，年鉴系由近代从西方引进我国的一种新型文献形式，相应研究也滞后于前者。但两轮修志期以来，特别《地方志工作条例》将“地方志，包括地方志书、地方综合年鉴”即赋予其新定位后，年鉴编撰事业发展迅速，学术研究也日趋活跃，一定意义上已与志书编纂事业呈相得益彰之势。又如，以《中国地方志》《中国年鉴研究》《中国方志馆研究》等刊物的创办和历年全国方志学术年会等为平台，全国方志学术研究交流活动日趋活跃，大大推动了学科建设。当然，与方志主业相比，其他各业有的显然还较为浅弱，如年鉴学界便多认为其学科要素尚不成熟、体系尚未确立，同时各业研究相互间也不平衡，但它们共同推进了新时期方志学术和学科建设的繁荣发展。 　　 其四，学科升格的探讨交流。在方志学术发展史上，方志学长期被归属于史学、地理学等学科，包括在现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中，方志学仍是史学大类下设的一个三级学科，因而学科升格始终是方志学界的夙愿，有的还提出应直接由三级学科升格为一级学科，并为此进行了长期探索，具体又有以下两种主要意见： 　　 一种主张脱离于其他学科而真正独立，典型的如“二十世纪后期方志学理论研究，发生新的路标转向，总的趋势是脱离历史学而力图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形成了与历史学截然不同的方向选择”。同样，新时期也有研究认为：“地理学的范围无论怎样扩大，也无法超出研究‘地球表层’这一中心，历史学的范围无论怎样扩大，也还是‘以时间为主轴的学问’”，因而“无论是历史学还是地理学，都无法将方志单独纳入自己旗下”。这同样是学科独立的一种创新解读。因此尽管业界对方志学独立向有争议，但体现了不断追求更高学科目标的一面。 　　 另一种业界也意识到学科建设难以一蹴而就，仍需循序渐进。如有研究“赞成方志的发展已使它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方志学，成为历史学科（一级学科）下面的一个二级学科，但不赞成它脱离历史学科而存在”。有学者还将二级学科目标作了进一步细化，建议下设方志理论、志书编纂、旧志整理、年鉴编写和地情研究五个三级学科。有学者进而提出首先“应制定出学科设置的科学标准，规范方志学的学理概念”；同时“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体系框架，建构特色鲜明的方志学理论框架”；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唯其如此，才是方志学科向国家一级学科挺进的光明途径”。这都体现了学科建设在新形势下与时俱进的不懈探索。 　　百年中国方志学发展的若干规律与现实启示 　　 纵观百年中国方志学发展历程，各时期既有不同的横向历史特征，同时作为中华民族特有的传统文化形式，其发展又显现出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纵向共性规律，并留下很多弥足珍贵的经验，对当今方志学术研究、学科建设和事业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当然从不同角度可作不同归纳提炼，如仍聚焦于学科建设，以下几个方面值得特别关注。 　　 （一）坚持唯物史观的主导引领 　　 需要强调的是，唯物史观对百年方志学发展全过程的主导引领，实际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即“第二个结合”）的生动实践过程，因而也是百年以来积累的最为重要的历史经验与发展规律。 　　 其一，唯物史观的探索引领客观上贯穿了百年方志学史的发展进程。20世纪初，涌入国门的各种思潮呈泥沙俱下、良莠难辨，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与进化史观等思潮比较中仍一枝独秀。如李大钊在1920年出版的《史学要论》一书中就明确指出：“社会进展的根本原因究竟何在？人类思想上和人类生活上大变动的理由究竟为何？唯物史观解答了这个问题。”1929年，身为李大钊学生并深受其影响的傅振伦，在《北平晨报》发表的《编辑北平志蠡测》一文中论及“居今修志，应加改革”时，已首次提出应注意用“马克思唯物史观”指导修志的问题，并被学界视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的先行者”，“最早在方志编纂和方志研究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学者”。李泰棻也提出“近半世纪以来，世界史家咸重唯物……方志既为地方之史，则于时代潮流，岂独能外？”可见其时唯物史观对一代方学人的重要影响。当然这一进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呈现出由弱到强、循序渐进的持续性特征，但这一主线和主旋律却始终贯穿于百年全过程。而且可以肯定地说，“新史学”和近代史学转型对百年方志学产生与发展确有助力，但都不是决定因素。“总之，走出封建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就是中国近代史学的基本线索和方向。”一直到改革开放后首轮修志初期，以1981年方志界提出“马克思主义方志学”建设构想并开展一系列研讨探索为标志，而今，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指导修志工作，已成为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的重要基石和事业发展的根本遵循。可见，百年发展首先无不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与引领。 　　 其二，唯物史观之所以对方志编研具有如此重要的主导引领作用，还由其本质特征所决定。从人类社会发展史宏观视域看，学界认为指导社会发展的一般有三种规律：一是对社会发展各阶段都起作用的普遍（一般）规律，二是对某一类型社会（如阶级社会）所起作用的特殊规律，三是仅对某一时期所起作用的个别规律。而包含了特殊和个别规律的唯物史观，则是指导人类社会发展所有阶段的普遍和一般规律。由于“志属于史”历来是学界的基本共识，故方志编研同样要遵循上述社会发展和历史研究的一般规律。特别如贯通古今的区域性通志，一般上限起于历史发端，所记载一地发展往往长达数千年，其跨度之宽，容量之大，关系之复杂，如果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统揽全局，很难科学准确定位。因此，正由于上述唯物史观的本质特征，决定了它必然是指导地方志书编研以至整个事业发展的根本规律。而且百年以来的历史反复证明，如果偏离了唯物史观的主导引领，或事倍功半，或会像“厚今薄古”观那样而使方志编研事业误入歧途。 　　 其三，从百年方志编纂具体实践看，唯物史观所涉及的基本范畴实际已覆盖其主要内容，从而也印证两者结合的客观必然性。具体从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规范的志书五大类别看，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所涉及的自然、经济部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和“阶级、阶级分析与阶级斗争”所涉及的政治、文化部类，以及“民族和民族关系”及“领袖、政党、阶级、群众间关系”所涉及的社会部类，等等，都可见唯物史观与方志各大部类间的必然联系。事实上不仅是现当代新志编纂，就是历史旧志编纂同样也离不开这些关系范畴，只不过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记述内容、指导思想和编纂原则，进而也会影响志书本身的价值。这更说明，唯物史观既关方志编研基本范畴，更关事业发展方向大局。 　　 （二）善于学科借鉴的融合发展 　　 中国方志学百年发展过程中，始终受到各有关学科的影响，并在学习借鉴中不断发展完善。这是因为，“一门学科的发展离不开对其他各专门学科成果、理论和方法的借鉴，没有哪门学科单纯依靠自身力量能够解决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而“学科交叉、学科融合与学科渗透，更是20世纪中期以后学术发展的基本趋向”。 　　 其一，从“方志学”创立之初的历史环境和条件看，除上述已涉及的因素外，其时西方学科的分立影响同样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体系向来按经、史、子、集四大门类分类，而西方学科的史学、哲学、文学等分类方法，则是西学东渐后才被中国学界所采纳并日渐普及。如傅斯年、顾颉刚等人便认为分科治学是以学为本，乃天下之公理，故视其为科学规律，并主张以学为单位开展学术研究。吕思勉则更清醒地意识到：“史学若从章学诚的据点上，再行发展下去，亦必提倡分科研究……不过现在既和外国的思想学术接触，自不妨借它的助力罢了。”这无疑是影响方志学创立的一个重要外在因素，也是规范方志学科建设起步时对西方先进理念举措的一种借鉴融合。 　　 其二，从方志学与有关学科相互间现实关系看，作为现行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方志学与史学、地理学、文献学等学科历来关系密切，其发展不仅注重遵循学术发展的共同规律，而且相互间日显融合机制。李泰棻在《方志学》一书中便有“修志之辅助学识”一文章，包括有地理学、人类学、社会学、考古学、经济学、法政学、商学、农学、植物学、矿物学等约20门学科及相关知识。例如，与史学一样，“地理学与地方志有密切关系，这在我国已经成为一种传统观念”。以至长期以来，方志起源于历史地理并属于地理书也是业界的一种认识常态。如梁启超便早有“自《汉书》创设地理志，而此学始渐发展也，其后衍为方志之学”的认识。同样，1934年，顾颉刚在《禹贡》半月刊中也曾指出：要搞清地理沿革，离不开地方志的研究。还有张其昀修志时所引“地理学之史料，大都为方志学之史料”，并于1939年，在贵州主修的《遵义新志》，被学界认为是“一反中国旧有的方志模式，成为‘区域地理’派以新方志命名的第一部著作”。有研究还为此统计了历史以来的志书中，约有三分之一的地理内容，等等。这都印证了两者间的密切联系和融合机制。 　　 其三，值得关注的还有，改革开放两轮修志期以来，不仅是方志学对有关学科的学习借鉴，包括后者对方志学的借鉴融合同样已成为一种发展趋势。如有研究指出：“文学与地志，本是两个不同的学科门类，但在中国传统的功用文学观念的熏染下，两者之间的互动影响颇为密切和频繁……文学和地志一直在渗透彼此的写作空间，形成跨学科之交融。”作者还以六朝文学与方志为例，据此提出了“地志文学”的概念。还有研究以现代乡村小说为例，进一步阐述了文学对方志的借鉴，认为无论是铁凝的《笨花》、迟子建的《白雪乌鸦》还是阎连科的《炸裂志》，无一例外都是“地方志的形式”和“方志式的叙述”，而且它还“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当代文学的难题”。可见，方志学学科的独立及其与各有关学科的相互融合非但不矛盾，而且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和未来发展趋势。 　　 （三）注重守正创新的有机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同样，守正创新既是百年中国方志发展史积累的重要历史经验，也是事业未来发展前行的根本行动指南。 　　 一方面，如何以“守正”方式认识中国方志民族传统的内在独特价值，无疑是其能否传承弘扬的关键所在，也是方志能否成“学”的重要根基。早在民国时期便有“地方志是中国特产”的传统认识，为此业界长期以来形成的基本共识是：“连绵不断地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基因，为中华文明代代相继、血脉相承，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意义十分重大。”但近年来，也有学者提出“方志编修不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传统”，“朝鲜、韩国、日本、越南都有编修方志文献的传统，且有很多方志文献传世”。还有的以英国学者撰著并于1886年出版的《希腊史》《罗马史》（后清光绪年间中文版译为《希腊志略》《罗马志略》）等为例，同样认为西方早有方志这类文献，而非中国独有传统。 　　 应当说，上述观点体现了新时期以来一种良好的学术环境氛围，但如何客观辩证看待这一问题，却事关方志民族传统底线和事业发展大局。所谓“传统”，首先应重其“统”的根基渊源，而后再观其“传”的流播嬗变，否则就容易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学界经长期研讨同样普遍认为，首先中国方志的历史独创性毋庸置疑，但这种“特有”的先发优势并不影响其后各国的“共有”格局，两者完全可相容共存。从而清晰展现两者“先来”与“后到”的辩证关系和发展过程，因而“方志输出史，其实就是一部汉文化圈发展深化史”。 　　 同样，如何看待西方相关类似文献，两轮修志期以来学界也做了大量研究。如有学者针对由英国传教士郭士立所著、1834年出版的《大英国统志》，认为其如仅从记述涉及面看它与中国方志似无二致，但“此书堪称一部简明的英国历史”。可见尽管其译为“志”，但实际并非“志”而是“史”。包括对上述《希腊志略》《罗马志略》，当今校注者也反复强调它们“是汉文文献中最早的古希腊、罗马专史”，以及“比较典型的卷节体史书”。另有学者经过实地考察后还指出：“美国没有志这个字，在美国学者看来，两者是一个意思”，故“美国学者把美国地方史等同中国的地方志”。这都从不同侧面考究了中国方志与国外相关文献的历史渊源关系，也进一步强化了地方志民族传统的本质属性。因此，“守正”的关键首先在于“守”住“正”本即坚守方志民族传统的底线，同时又应客观辩证看待其历史发展过程和中外文化的渐趋融合现象，这是中华文明突出的历史连续性与发展包容性的辩证统一。 　　 另一方面，作为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传统和中华文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因而在“守正”基础上的“创新”同样是这一主题的题中应有之义。从百年方志学史看，早于方志学初创时，“变亦变，不变亦变”的创新理念便已成为觉醒年代广大学人的不懈追求，其后历代方志人也从未停止开放融合的创新步伐。 　　 特别应当看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仅是对自身传统文明优秀特质的继承弘扬，更具有以开放融合等为标志的现代文明的时代特征。这样，就当前和未来方志事业发展看，既需通过自身改革、学科建设等途径不断转型升级，又应从“第二个结合”的宏阔视域和更高站位，以“又一次思想解放”的意识和举措，努力使其成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例如，与上述话题相关，百年来尤其是新时期两轮修志以来，在坚守民族传统的同时，学界还十分注重通过中国方志文化“走出去”和“传回来”的双向交流方式，力求实现“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不仅有《中国地方志流播日本研究》《七十年来海外收藏中国方志研究综述》《中国方志文化走向世界工程实施报告》《方志接受学基础教程》《方志传播学》等大量研究，还有分别在宁波、北京、长沙等地举办的多次方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等多种重要平台与方式，包括《章学诚的生平与思想（1738-1801）》《中日地方史志比较研究》《中华帝国方志的书写、出版与阅读（1100-1700）》等外国学者的相关成果，同样是中华民族方志文化传播与交流双向互动融合的典型之例，从而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历史包容性和兼容并蓄的现代开放胸怀。总之，“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这既是百年发展史留给今天的重要启示，更是当今中国方志学界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所应展现的现实担当。 　　

方志学百年回溯与展望 　　和卫国“国有史，郡有志，家有谱”。方志是介于宏观国史、微观家谱之间最具中国本土特质的中观历史文献载体。千百年来，方志编修以国家治理、社会建构和文化生成为内生动力，特别是明清以来国家“大一统”观念不断强化，推动形成了赓续不断的时间脉络和“天下郡县莫不有志”的空间格局，并一直延续至今。在此肥沃的文化土壤中，方志学应运而生。 　　“方志学”立名 　　方志成“学”与宋代方志定型不无关系。北宋元丰年间，太常博士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序开篇即有“方志之学，先儒所重”之语，其义当指方志编修这门“学问”，后世沿袭“方志之学”的表述较多。 　　1921年印行的《宿松县志》卷32《艺文志》总叙有言：“方志，以上备国史甄采者也。为方志学者，谓为国史之具体而微，媲于晋《乘》、鲁《春秋》、楚《梼杌》及《国语》、《左传》、十二国宝书之类（清乾隆间会稽章学诚力主此说），其言甚辨，具根史法，虽不尽然，弗远于中焉。”已明确使用“方志学”一词，并对清代史家章学诚所论史、志关系给予肯定。惜其为志书叙文，未能展开论述，也未引起社会关注。 　　章学诚画像（图源：上海书店出版社）1924年，梁启超在《东方杂志》第21卷18号发表《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一文（后收入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长篇专论方志学内涵及清代修志成就，堪称经典。其核心之论有：“最古之史，实为方志，如孟子所称晋《乘》、楚《梼杌》、鲁《春秋》……庄子所称百二十国宝书，比附今著，则一府州县志而已”，“方志学之成立，实自实斋始也”。因梁启超声望较高，在其倡导下，章学诚被奉为方志学鼻祖，“方志学”作为专有名词开始广泛使用，甚至梁文还被一部分人视为了方志学学科产生的标志。 　　梁启超方志学概念解析 　　梁文高屋建瓴，影响至深，毋庸置疑。但是，所论三个核心问题仍需辨明廓清： 　　其一，梁文所谓方志学，乃是以乾嘉学派为中坚的清代学者“整理旧学”总成绩之一部分，也即清代方志学，仍属于传统意义上方志编修的学问。这是梁文立论之基。 　　其二，梁文全篇对章学诚推崇备至，将其定位于方志学的创立者，依据在于“实斋关于斯学之贡献，首在改造方志之概念”。众所周知，宋代以后方志体裁体例不断丰富，但直到清代四库馆臣撰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仍将其归入史部地理类。在梁氏看来，方志之所以成“学”，是因为章学诚从学理层面彻底改变了自古以来将方志视为地理书的观念，强调修志应遵循史家法度，并提出了方志分立志、掌故和文征“三书”、设立志科等修志方法，“概念扩大，内容自随而扩大”，“内容组织亦随之而异”。这是梁文所论方志学的核心。也正因从学理和方法两方面“重新发现”章学诚，方志学在梁文中才成为了不仅与史学、地理学并列，还与经学、小学、音韵学、校注古籍、辨伪书、辑佚书、历算学、金石学等相提并论的专门学问。 　　其三，尽管梁启超批评很多清代方志“殊不足以语于著作之林”，但又以其提倡的“新史学”重塑了方志的文献价值，认为以往史家“专注重一姓兴亡及所谓中央政府之囫囵画一的施设，其不足以传过去现在社会之真相明矣”，方志则正可补史文之缺，“各地方分化发展之迹及其比较，明眼人遂可以从此中窥见消息，斯则方志之所以可贵”。在章学诚方志思想基础上，对方志本体的认知得以深化，也开创了未来方志服务社会史、区域史研究的先河。 　　1924年，梁启超发表《说方志》一文，收录于《饮冰室合集》第十四册 　　（图源：1936年版《饮冰室合集》，上海中华书局印行） 　　方志学百年变迁概观 　　民国时期，社会风云激荡，然方志编修从未中辍，志书在门类设计、内容记述等方面也反映出了近代社会转型和现代知识体系划分的特征，方志学研究对此作出了回应。 　　新中国成立后，方志编修在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引领和支撑下重新启动。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先后完成两轮大规模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修，为方志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以往方志学探讨的各个主题，作为相对独立的分支被置于现代方志学学科体系之中。回溯方志学百年演进历程，可以概括出三个方面的深刻变化： 　　一是实现指导思想由资产阶级史观向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转变。身为近代资产阶级史学家，梁启超打破了长期以来对方志学的“偏见”，还揭示出方志记述各地社会发展变化的特殊价值，正契合其倡导“史界革命”批判帝王将相历史，书写社会、民众历史的需要。民国时期方志编修和方志学研究深受此影响。 　　社会主义新方志编修，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坚持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等基本观点，思想极大解放，记述内容更加丰富。如何更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书写中国历史发展演进，也因此成为现代方志学研究的主线。 　　二是实现方志学由融入新知识的传统学问向现代学科转变。民国时期，在服膺章学诚方志思想基础上，受近代社会变革影响，方志学研究范围扩大，涉及方志历史、框架设计、体例体裁、内容记述等，一些论述不乏开创意义，对方志学体系形成发挥了基础性作用。但是，受修志实践、人才队伍和社会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论述依据资料有限，探讨编修具体问题为多，内容亦显简略，整体上仍未超出传统学问范畴。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两轮大规模修志生动实践，为方志学研究内涵和外延的拓展提供丰厚滋养，也提出了更高理论要求，从而形成方志学史、方志学理论、方志编纂学、方志文献学、方志目录学、方志数字人文、旧志整理等多个研究方向，知识体系得到系统梳理与建构，学术性、理论性极大增强，初步建立起兼具编修实践、理论研究、开发利用三重特征的现代学科体系。在此背景下，2022年中国地方志工作办公室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合作，在全国率先设置方志学二级学科，培养方志学硕士、博士研究生，开展专业研究。 　　三是实现学术研究和学术成果由零散化、基础化向组织化、专业化转变。清代及其以前，方志学观点主要借助志书序跋、凡例或个人文章得以阐释。民国时期，政界、学术界众多人士参与修志，产生了一批修志名家和方志学著述，如李泰棻《方志学》、傅振伦《中国方志学通论》、王葆心《方志学发微》、甘鹏云《方志商》、黎锦熙《方志今议》、寿鹏飞《方志通义》等，此外《禹贡》《东方杂志》《国学丛编》《浙江省通志馆馆刊》等报刊发表了一些方志编修专文，方志目录则以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为代表，部分图书馆编制有馆藏方志目录。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普遍设立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专职组织修志，广大地方志工作者和众多高校、学术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纷纷投入专业研究之中，涌现出大批研究方志的专门家和代表作，据不完全统计，已出版方志学理论著作1000余部，发表论文10万余篇。其中，方志通论性质的著作有仓修良《方志学通论》、黄苇等《方志学》、来新夏等《中国地方志综览（1949-1987）》《方志学概论》、吕志毅《方志学史》等，此外还有《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中国方志通鉴》《方志百科全书》《中国地方志论文论著索引（1913-2007）》等众多大型工具书，成为方志学研究专业化、系统化的重要支撑。 　　方志学未来展望 　　方志学自产生以来就是一门建立在方志编修实践基础上的学问。展望新时代方志学发展，其主要任务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总结修志实践经验并上升到学术和理论高度，然后更好地指导未来方志编修实践，不断丰富完善方志学学科体系和知识体系，推动中国方志文化发扬光大。具体而言： 　　一是以重写方志发展史为抓手，深度梳理方志发展基本轨迹、历史成就、时代特征，在准确把握方志发展规律基础上对方志学学科远景做出前瞻性展望和规划。 　　二是深刻理解方志学肩负的时代使命，研究、推动志书体例体裁和内容记述的改革创新，探索如何更加客观、全面、系统、规范地记录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光辉历程，在新时代文化舞台上充分展示方志文化的独特魅力。 　　三是强化独立学科意识，丰富学科内容，夯实学科根基，树立学科规范，努力构建具有典型本土特征的方志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全面巩固中国方志文化的主体性特征。 　　四是注重交叉学科研究，积极探讨方志学与历史学、考古学、地理学、文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关系定位，深入探寻学科间的共通性和互补性，树立方志学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学科地位，形塑交叉学科的基本范畴和发展逻辑。 　　五是秉持学以致用、修志为用双重理念，以学科、学术和时代三重眼光审视方志编修成果，深入挖掘社会主义新方志和历代旧志的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努力实现方志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六是注重专业人才培养和研究梯队建设，打通理论研究与修志实践之间的障碍，在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中，实现方志学高质量发展。 　　

编者按：2024年12月12日晚上19-21时，四川省内江市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原常务副主任，《内江市志》《内江年鉴》副主编薛长林先生以《村志十大特征浅谈——以〈响石镇志〉〈群乐村志〉〈七道堰社区志〉等为例浅谈村志与县区志乡镇志十个方面的同与不尽相同》为题，主讲“村史村志论坛”线上系列讲座的第三讲。“新越绝书”特发布薛长林先生讲课课件文字稿，供各位同仁参考。 　　薛长林先生 　　我今天讲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探索和把握村志独有特征 　　二、以开拓创新精神彰显村志特性 　　薛长林先生在授课 　　一、探索和把握村志独有特征（十大特征） 　　特征1：非全传统官修性——主修民间性 　　【简释】并非完全传统意义上的官修，有官修，但更早不少是非官修，如：民间修、社会修、个人修、合伙修、团体修、集体修等，因而具有较为浓厚的民间色彩、非官方特点。 　　【形式】 　　修志主体多样性 　　私修——官修（公修） 　　个人修——合伙修——团队修（文化公司）——官方修（村两委、镇党政） 　　修志经费多渠道 　　无偿——有偿 　　无偿：个人自费、个人垫资、个人捐款等 　　有偿：按月取酬、经费总包干、签订合同分期付款等 　　【事例】 　　据《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记载，现存最早的手抄本村志是清顺治初年间编写的《庉村志》，庉村隶属于江苏省吴江县二十都；现存最早的刻印本村志是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郎遂编写的安徽池州《杏花村志》，距今已有339年。从现存最早的镇志南宋常棠的《澉水志》算起，距今已有近千年历史。 　　河北、山东、山西、湖南、陕西等省发文组织和引导编修乡村志或村庄简志，到2015年10月底，全国累计出版镇村志4500多部。后上海、北京、浙江、江苏、四川等也纷纷行动起来，据悉，迄今全国有6000多部村志。 　　【名家专家之言】 　　毛泽东说：“研究现代史不能不去搞家史、村史。从研究最基层的历史——村史的微观入手，这是进而研究整个宏观社会的历史基础。” 　　民国时期致力于乡村建设的梁漱溟说：“中国文化是以乡村为本，以乡村为重;所以中国文化的根就是乡村。 　　编纂村志，对于留住乡情、记载乡愁、抢救乡村历史文化、促进乡村文化发展繁荣、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有着重要意义。 　　【举例】 　　《杏花村志》，清代贵池人郎遂出于对乡土的热爱而编纂，历经11年，约请参与考订的各州府文人学士103人。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刻本。12卷，首、末各1卷。卷首为序文、题辞、凡例、征启、书目、姓氏。卷以下列村中、村南、村北、村东、村西、人物、闺淑、仙释、题咏、词赋、宸翰、文章、户牒、族系、传奇、杂记等16个子目。 　　河北邢台七旬老人刘友行6年笔耕不辍，编写20万字村志。 　　特征2：非全传统存史性——史料故事性 　　【简释】并非完全传统意义上的存史性，有存史留痕功效，但不刻意追求存史价值，更多侧重于强调史料的故事性、近民性、趣味性、可读性。 　　【举例】河北省《临河村志》的编写特点：突出“故事性”，注重事物细节记述，在写作手法上多运用“描写”，力求贴近读者。 　　四川省《七道堰社区志》《群乐村志》的“概述”采用环境描写，增强了可读性。 　　概述 　　社区，城市的细胞。 　　社区志，城市的历史缩影。 　　为社区立传，可再现其今昔风貌神韵。 　　走进七道堰社区，犹如走进一个花园、一座文化宫、一处健身场，绿树鲜花与你拥抱，歌声球声向你袭来，你会强烈感受到这里党建引领的强力、诚信仁义的张力、生态文明的魅力、文化体育的活力。 　　紧临三国圣地、千年名祠武侯祠的七道堰社区，隶属于成都市武侯区浆洗街街道办事处，其辖区为：东起一环路西一段，与成都体育学院相望；南起高升桥路，与广福桥社区相交；西至双元街、广福桥北街，与少陵路社区和双楠社区相邻；北至菊乐路，与百花社区接壤；面积0.53平方公里，属典型90年代安置小区式社区，社区办公地址设在绿树成荫的成都市“最美街道”七道堰街35号。 　　先锋七道堰 　　先锋是社区领航的旗帜。 　　信义七道堰 　　信义是社区和谐的家园。 　　文化七道堰 　　文化是社区充满魅力的体现。 　　花园七道堰 　　花园是社区美丽宜居的家园。 　　健康七道堰 　　体育是社区洋溢活力的标志。 　　七道堰社区的明天必将闪烁出更加美好的七彩光芒！ 　　——摘自《七道堰社区志》概述 　　特征3：非全传统资治性——功能借鉴性 　　【简释】 　　村志，虽为最基层的综合志，但毕竟为志，是志当然就有志书所共有的“存史、资治、教化”这三大基本功能。所不同的是，村志，既“姓志名村”，又“姓村名志”。既然姓村，即便是行政村，其志的资政性显然不可与省、市、县、镇志同日而语，恰恰相反，它更重视其一般村民事务的参考性、启迪性、借鉴性。 　　特征4：非全传统教化性——内容趣味性（可读性） 　　【简释】 　　村志当然有着教化育人的功能，但更强调其寓教于乐，事件具有趣味性，记载拥有可读性，通过发生在本村和身边的人和事的生动形象的入志再现，来起到教育、启迪当代人和后人的作用。 　　特征5：非全传统志体性——志体多元性 　　【简释】 　　传统村志，不少为章节体，如旧志、一轮志。二轮志，出现条目体，呈章节体与条目体（纲目体、卷目体）、三宝体“三马并驾齐驱”的局面。 　　【类型】 　　章节体+条目体（纲目体、卷目体）+三宝体+章节条目体 　　章节体——中规中矩 　　《董家下庄村志》2010年出版，全书55万字，采用章节体。卷首有题词、照片、村图、序、凡例、概述、大事记。主体部分设地理、居民、政治、经济、文化、民生、风俗、人物等篇，大部分内容下设章、节两个层次，需重点记述的设章、节、目三个层次。志末设有附录（政策文件、移民探源、轶事传说、追记、人口繁衍示意图、读志用志参考用表、提供资料人员名单、编后记等）。其篇目因村情立篇。其志记载董家下庄村所处位置，自永乐年间建村，至2008年全村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本村志“经济”篇中广泛采用章节目结构，从其对主体产业结构发生的变化记述中揭示出农村城市化的经济规律。另：今年才出版的深圳张东标主编的《金鱼村志》、浙江省嘉善陆雪明主编的《翠南村志》等也是章节体。 　　“章节体”是第二轮修志以来县区志普遍采用的体例之一，其逻辑性较强，宏观调控力较好。篇章统领，节为枝，目为叶。若内容充实，整本志书则较有张力，脉络清晰，体例完整。 　　1.大编体 　　《董家下庄村志》2010年出版，全书55万字，采用章节体。 　　《白沙村志》（浙江省江山市第二部），主体部分为5环。第一环天人，下设位置沿革、山岭溪渠、农田、土壤、气侯、居住环境、人口、计划生育、人物传、人物录等10节；第二环产业，下设农业生态、木材加工、农副产品与石材加工、饲养种植、林业绿化、道路运输、经商信贷、村居建设、公共经济等9节；第三环政俗，下设村行政组织、村务公开、中共村支部、村群众组织、民间节日、村民习俗、婚庆丧葬、拥军敬老、家庭新俗、世代民风等10节；第四环世系，下设白沙白然村姓氏族派、水碓淤白然村姓氏族派、白沙自然村户籍与户主身世、水碓淤自然村户籍与户主身世等4节；第五环文韵，下设环文韵，分人才培养、文化传承出新、广播影视、谱志编写、方言土语、胜迹、卫生医疗、体育、文艺创作、作品选辑等10节。另外，前有序、凡例，后有文献、大事年表、跋。 　　2.中编体 　　《高山村志》（广西玉林）采用中编体，设21章：建置隶属、自然环境、人口、村庄建设、农业、工业、商业、服务业、交通运输业、财政收支、税务、金融、保险、邮电、人民生活、党政群团、军事、教育、文化艺术、名胜古迹、卫生、体育、旅游业、人物。前有序、凡例、概述、大事记，后有附录、编后语。 　　3.小编体 　　将《白沙村志》（第二部）第一级目录撤销，大约有45个目录，基本是属于小编体。 　　钱茂伟《新村志纲目可以这样设计》： 　　设计与应用原则（摘要）： 　　（1）拟按史志谱三合一原则设计新综合体，计分：村域、村谱、村舍、村政、村业、村民、村秀、村俗、村献，凡9编20章，前面加村情概览与大事记。 　　（2）本大纲所列只是村志的共性内容，可根据本村的个性及特色，灵活取舍。 　　（3）本村志纲目设计，以30万字左右篇幅为目标。简明、实用，入口小，可操作性强，便于编写，富有村庄特色。 　　条目体（纲目体、卷目体）——活灵活现 　　《杏花村志》共十二卷，卷以下列村中、村南、村北、村东、村西、人物、闺淑、仙释、题咏、词赋、宸翰、文章、户牒、族系、传奇、杂记等十六个子目。山东齐河《大刘庄志》也是纲目的体。 　　名镇名村志采用的是纲目体。 　　《金家岭村志》2010年出版，全书60万字。篇目采用卷目结构，设自然环境、古村风貌、诸姓村民、党政兵事、经济综览、社会民生、文教体卫、民俗民风、人物选介、志余、附录等，在第一层次下不设章、节，直接到‘目’，采用的是卷目式。如此设置，是因为村与市、县相比，各事类虽然都要涉及，但是所记内容相对说要少一些，这种结构为村志内容编排提供了方便，内容或多或少，或繁或简，可根据村情实际，编排于各卷各目之下。在篇目设计和编写中注意突出村庄地情特色，像卷二“古村风貌”中下设村庄渊源、镇水庵庙、甜漤井水、贞节石碑、古树名木、改河治水等11个目。 　　卷目体（纲目体）目录标题拟定，可摆脱县区镇志纲目标题概念，用能体现村情的概念拟定纲目标题，如将“地理”命名为“古村概貌”、将“人口”变为“诸姓村民”，将“政治”变为“村事”等，这样设置目录标题能够明显体现村志特点，使人耳目一新。既吸收传统纲目体“分类醒目，眉目清晰，纲举目张，便于查阅”的优越性，又具有将资料方便灵活梳理运用的可操作性。 　　《群乐村志》篇目（征求意见稿） 　　序 　　前置图片（隆昌市、响石镇区划图、村示意图、位置图等）凡例 　　概述 　　大事纪略 　　基本村情 　　区位 　　历史沿革 　　自然环境（地质地貌、山脉丘陵、河流堤坝、土壤、气候、自然资源、自然灾害、相邻村庄、周边道路等） 　　人口 　　村庄风貌、诸姓村民 　　村庄渊源 　　氏族宗祠 　　姓氏谱系 　　庵庙 　　石桥水库 　　塘坝水井其他 　　机构组织 　　中共组织 　　村委会 　　村民自治 　　民兵兵役 　　群团组织 　　其他组织（民主党派） 　　乡村建设与基础设施建设乡村建设 　　农房建设 　　新村建设规划新农村建设 　　基础设施建设 　　交通建设（公路、桥梁等）水利工程建设 　　公用设施建设（水、电、气） 　　生态环境保护 　　环保绿化 　　经济产业 　　经济概述 　　农业 　　林业 　　特色产业（工业、商业） 　　社会民生 　　村民生活 　　社会保障 　　赈灾扶贫 　　村民福利 　　物业管理 　　公交运输 　　通信通讯 　　文教卫体 　　文化教育 　　卫生保健防疫体育 　　民俗民风 　　婚丧嫁娶 　　喜庆岁宴 　　时令节日 　　春节习俗 　　民间传说 　　方言土语 　　儿歌童谣 　　禁忌避讳 　　宗教信仰 　　村规民约 　　家规家训 　　社会新风 　　精神文明建设 　　名胜古迹景观 　　群乐村民居 　　万花谷 　　附录 　　荣誉榜 　　文选 　　村组干部名录（历任村“两委”名单） 　　部分年度主要报表 　　编后记 　　三宝体——纲少目多、目醒层少 　　这里所说的三宝体，是指《孟子·尽心篇》中“诸侯有宝三，土地、人民、政事”之言作指导思想而创建出来的三宝体志书体系。 　　青岛市崂山区所编修村志中，唯《南张村志》采用此体例。志21万字，分地理、居民、村事三卷，卷下设目。地理卷下设“地理位置、地质地貌、土地地片、河流沟渠、山地丘陵、自然资源、土特物产、气候变化、物候特征、自然灾害、古村面貌、村庄变迁”；居民卷下设“服装鞋帽、发型饰品、日常饮食、居住条件、生活用具、燃料取暖、照明供电、出行购物、姓氏沿革、人口概览、人口变动、人口构成、计划生育、信息通讯、环保绿化、道路排水、社会保障、古今教育、体育建设、文化生活、村民游戏、广电报刊、爱国卫生、医疗防疫、称谓习俗、风俗人情、节庆礼俗、迷信陋习、生活禁忌、社会新风、故事歌谣、方言土语、人物简介、荣誉奖励”；村事卷下设“隶属沿革、中共组织、党员教育、组织活动、村级组织、农业合作、劳力管理、收益分配、民计收入、各类耕地、粮食种植、蔬菜种植、林业种植、果蔬培育、禽畜饲养、物资农具、水利建设、工商副业、村办企业、赋税缴纳、金融变迁、市场物价、社会治安、军事驻防、兵役制度、民兵组织、战事民情、军事设施、农民组织、妇女组织、青少年组织”。 　　从上述篇目设置可以看出“三宝体”的优势在于材料应用灵活、分类醒目、篇目层次较少，缺点在于纲少目多，统摄复杂多样的内容比较困难，翻阅查找内容时也不便利。 　　【实战感言】 　　省、市、县志宜用章节大编体，镇（街道）志宜用章节中编体，村（社区）志宜用章节小编体。 　　村志—— 　　普遍适宜的是条目体（纲目体、卷目体） 　　其次是章节条目体 　　再次是三宝体 　　特征6：非全传统体例性——体例嫁接性 　　【简释】 　　志书体例，包含体裁、章法、篇目。体裁一般包含八类：述、记、志、传、图、表、录、考等，以志为主体。村志的体例与传统性体例大致相同，又不尽相同。相同的是都可能出现八类体裁和凡例，不同的是有些体裁更具丰富性、灵活性、可变性、杂交性、嫁接性、相融性。 　　例如：述——概述、综述、简述、略述、概览等 　　记——专记、杂记、摘记、小记、日记、游记、传记、后记、题记、札记等传——人物传、自传、小传、略传（传略）等 　　还可引进一些新闻类、文学类体裁，如：新闻类——新闻报道：消息、通讯、新闻特写、新闻公报、调查报告、专访等；新闻评论：社论、述评、编辑部文章、评论员文章、思想评论、理论文章等。文学类——有小说、散文、杂文、小品、诗词歌赋、剧本、寓言、报告文学等。 　　特征7：非全传统原则性——规则灵活性 　　【简释】 　　志书编纂的一些基本原则主要有：存真求实、横分纵述、横不缺要项纵不断主线、述而不论、越境不书、生不立传、详今略古、执简驭繁等。村志基本上应遵循这些原则。但是，也可以有适当的灵活性，可以适当地松松绑。 　　述而不论 　　常璩《华阳国志·序志》：“善志者述而不作，序事者实而不华。” 　　刘知裴《史通·惑经》：“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所谓直笔者，不掩恶，不虚美，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无损于劝戒。” 　　嘉靖《太平县志》凡例：“据事直书，而意自见，不著论断。” 　　章学诚：“据事直书，善否自见。” 　　《地方志书质量规定》第十七条规定：“记述事物、事件和人物，寓观点于记述之中。” 　　但是，可在序言、概述、无题序、后记等处作些适当的、画龙点睛式的评述。 　　越境不书（越时不书） 　　指志书所记限定地域范围，与本境无关的人、事、物不载入。 　　章学诚在乾隆《永清县志·政略》序例中提到：“志笔不越境而书。”嘉庆《上海县志》修例规定，修志“皆以地断，以一地为限。” 　　《地方志书质量规定》第十五条指出：“区域界限明确。以本行政区域为记述范围，越境不书。交代背景，反映与本行政区域外的横向对比、联系等，不视为越境而书。” 　　但是—— 　　横向对比横向联系对外交往——均不视为越境 　　追溯发端适当下延保持完整止于落笔——均不视为越时 　　详今略古（详近略远、详今明古） 　　指对古代久远之事，志书只做简要追溯，记述大势大略，而对修志所处时代的情况，则要详细记载。 　　清康熙年间杨椿在《上一统志馆总裁书》中主张前代史事“仅书其大概”，本朝史事应“详而不冗，简而不漏为宜”。 　　章学诚在《记与戴东原论修志》中指出：“史部之书详近略远，诸家类然，不独在方志也。” 　　特征8：非全传统篇目性——篇目特色性 　　【简释】篇目即大纲 　　【名家专家之见】 　　王复兴（山东）在《村志的编写》一文说：“村志既然是志，无疑应遵循方志设计篇目的共性原则，如事以类聚，类为一志(目)，先横后纵，横排纵述。——遵循共性 　　但由于村庄辖域小、人口少、事务杂，在记述内容和篇幅方面，村志和县、区志差别很大，所以村志不能机械地模仿县、区志篇目。”“村与村在辖域、人口、事务、特点等方面差别也很大，所以也不宜照抄别村的篇目。”——突出个性 　　“内容决定形式，村志的篇目应根据本村的具体事物来设计，从实际出发，以方便对村情的记载。要做到有什么写什么，不要一味求全，本村未有的事物不列类目，虽有但没有多少内容可写的，可适当合并。要注重综合，门类划分不可过细，除应记载的内容较多的大村外，一般宜设两三个层次。本村独有或具有本村特点的事物，可用提级升格法单设章节。”——因村而异 　　标题概念要与本村事物正好相合，不可因盲目模仿县志标题而造成概念函义过大。如：本村只有纺纱、织布等传统手工业，用“工业”作标题显然欠妥，可写作“手工业”;如果本村只有征兵和民兵训练两项，用“军事”作标题显然“帽子”过大，可改为“兵事”或直接写作“征兵、民兵”;农家多养鸡、养猪，有的还养羊、养牛等，标题可写作“饲养业”，若用“畜牧业”作标题就过大了。——不戴大帽 　　【举例】 　　河北省《临河村志》在篇目设计上，进行了大胆探索。有不少村志大都以“建置（制）”为首章。该志笔者认为：以“建置”之名，记“立村”之事，实为“文不对题”。故第一章名曰“柳行、薄其培屋子与临河村的形成”，直白其义。再如，“气温气候”一章或节，其数据只能从县区志上照搬，故未设。 　　四川省《七道堰社区志》，在“自然环境”这一节下设了个目“气候”，先用三行作概述，接着将近5年的气温、降水、无霜期采用列表的方式记述。 　　如：【气候】 　　概况  境内气候属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热量丰富，雨量充沛，雨热同季，降雨多在夜间。境内主要降水来自太平洋东南季风和印度洋西南季风。由于地理位置和地貌特点，又形成一些独特气候特征：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春早秋凉，四季分明。冬季空气潮湿，少霜雪，多云雾，少数年份下雪。 　　近年情况2016年，年平均降水量969毫米，年无霜期大于337天；年平均温度15.2～16.6℃;最热月为7~8月，月平均温度25.0～25.4℃，最冷月为1月，月平均温度5.6℃。 　　表1    2018—2022年区域气候情况表 　　特征9：——章法创新性 　　【简释】村志编纂的基本方式方法与县镇志大致相同，又不尽相同。可以说，在方式方法上，均可进行探索创新，形成村志编纂独有的章法特征。 　　一是从资料收集方式方法上进行探索创新。现场收集、远程收集；纸质收集、实物收集、电子收集、网络收集；直接收集、间接收集；单一收集、多方收集。 　　二是从资料的整理加工归类分析鉴别方式方法上进行探索创新。继承仍然行之有效的传统方式方法，利用新媒体、新介质、网络、视频等进行创新性运作。 　　三是采用“传统十”进行资料长编的编纂。 　　四是秉持“继承十创新”精神进行各篇目的编纂。 　　设置篇目 　　序言——可夹叙夹议（500字左右） 　　凡例——宜简洁明确 　　篇目——重点突出、特色鲜明、干净利落 　　概述——总览全志、高屋建瓴、窥一斑而知全豹（2000字左右） 　　大事记——详今略古重大新特 　　村志物理性结构： 　　头——序言、概述、大事记 　　身——各篇章 　　尾——附、编后记 　　志身各章节设置 　　古志——一地志，二民志，三官志，四政志，五事志，六文志，七物志，八杂志。 　　现代新志书排序——自然、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人物； 　　或：自然、政治、经济、生态、军事、文化、社会、人物； 　　村志一般为——地理环境、建制、人口、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社会团体、民兵兵役、村民委员会、农业、副业、工业、教育卫生、精神文明建设、人物、村民生活习俗、方言谚语等。 　　附——附录殿后，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主要附：村规民约、文、图、表、参考资料等 　　【举例】《七道堰社区志》附：荣誉榜、张氏家训、媒体报道 　　《群乐村志》附：文选、名录、报表 　　编后记——编后收尾，明了始末。开门见山，简短明白（1000字左右）。 　　特征10：非全传统审核出版性——审核求是性 　　【简释】 　　鉴于村志的特殊性，旨在为第三轮修志提供新经验，我主张将村志作为—— 　　志界特区、创新基地、攻坚突破口、探索试验田。我呼吁：在中志办尚未出台村志统一行规的情况下，请省、市、县三级志办的主管们，可以“先上车后买票”“让子弹再飞一会”。如此，方可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村志编修盛景。 　　不是刻意要让村志搞“特殊化”，闹“独立性”，而的确是由村志本身的特殊性决定的。前面已讲过：资料决定内容，内容决定形式，村志资料的稀缺性、残缺性、乡土性、口述性、传说性、多样性等特点，就决定了作为编纂者编纂的灵活性、应变性、探索性、突破性、创新性，同样，也应该就决定了审核者审核的求是性、务实性、通商性、通融性、忍耐性、高瞻性、远瞩性。 　　当然，须防止“两个极端”现象出现：审核者死守过时的或不完全适用的“清规戒律”，则必然出现“千志一面”现象；若任其编纂者为所欲为、一点不管，则有可能出现“五花八门”乱象。 　　总之，应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前提下，大胆地、不断地推进村志编纂的繁荣创新！ 　　薛长林先生参观范长江故居 　　二、以开拓创新精神彰显村志特性 　　举措1：创新官修性 突出民间性 彰显人气（人为志本） 　　【途径】 　　一是创新村志领导管理体制 　　建立并实行“党组织领导、村委员主持、地方志办指导”的领导管理体制。 　　二是创新村志工作运行机制 　　建立并实行“社会购买、多方融资、专家修志、社会力量参与、众手成志”的工作机制。 　　三是坚持以村民为中心、人为志本的宗旨 　　突出修志主体民间性、志书主人人民性，以人载事，以事系人，增加人物入志数量、份量，力争户户入志、人人入志（篇幅小志除外）、动植物入志。 　　【名家专家之见】 　　以“以人为本”主线记述，特殊情况可不受“生不立传”局圄。村志应反映普通人的生活、情感。 　　记述村民看得见、摸得着的日常生活事例。 　　村志应写省志、市志、县志、镇志和别的村志中看不到的东西。 　　【实战感言】 　　村志，是一本大众性普通读物，人人可读，且会受益。村志，可官修，可民修，也可官民共修。 　　村志，主要是写老百姓，村民是创造村史的主人，因而也是村史的主人公（主角）。 　　村志编纂者，要把眼光盯向村民，把境头对准村民，把笔触落向村民，把篇幅留给村民。 　　举措2：创新存史性 突出故事性 彰显地气 　　【资料类型】 　　编修村志所用的资料，同编修省、市、县、乡镇志一样，可分为文字资料、实物资料、口述资料、音像资料四类;不同的是，一般关于村庄的文字资料都很少，所以编修村志应更重视实物资料特别是口述资料。 　　实物资料 　　包括传统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旧时商铺的账簿、家庭收支账簿、旧时的田契、房契、分书(分家时分割土地、家产的证明文字)、20世纪50-70年代的土地证、房产证、户口本、结婚证、各种荣誉证书、有关村民、事件、村貌的老照片，计划经济年代的布票、粮票、油票、肉票、煤票及各种生活日用品票，农业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时代社员劳动记分册、生产队的各种账簿、年终分配方案、财务报表、集体土地和财务登记表、土地承包责任书、缴公粮的单据、出售农产品的发票等;古碑文、旧时日记、信件、诗词楹联、个人著述及手稿、家庭账目、新老照片、磁带等等。 　　多媒体资料 　　包括文本、图形、图像、音像、动画、音频、视频为一体的综合媒体信息。随着时代进步，多媒体已成为一个重要的资料来源，其内容广泛、生动，可与其它资料互证，可作为文字资料的重要补充。 　　口头资料 　　关于村庄的起源和发展，诸姓的迁入和繁衍，本村的名人事迹和重要事件，村风民俗、生活习惯，奇闻异事、传说故事、童谣民歌以及建国以来的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农业合作化、“大跃进”、大炼钢铁、“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农业学大寨、评工记分、包产到户等，大多没有文字记载，而是保存在村民的记忆中。这些资料是编修村志必不可少的，甚至是最重要的，那就需要从村民记忆中去挖掘。主要方式有开座谈会、个别访谈和约请撰写回忆录等。 　　《群乐村志》开了三次座谈会、到四处原村址现场察看、拍照，到10多户农家串门走访，收集了一些口述资料。 　　【途径】 　　一是在“人口”章的“人口构成、人口控制（计划生育）、人口迁徙（湖广填四川、流动人口）等节中，注入故事性，彰显地气。 　　二是在“村庄风貌、诸姓村民”章的“氏族宗祠、姓氏谱系”等中，注入故事性，彰显地气。 　　三是在“参军入伍”中，注入故事性，彰显地气。 　　四是在“扶贫脱贫”“乡村振兴”“新农村建设”中，注入故事性，彰显地气。 　　五是在“水产养殖”“禽畜饲养”“现代农业产业园”中，注入故事性，彰显地气。 　　六是在“修路建桥”“生态环保”中，注入故事性，彰显地气。 　　七是在“民间娱乐”“婚丧嫁娶”“民间传说”“家规家训”中，注入故事性，彰显地气。 　　八是在“名胜古迹”“乡土美食”“宗教信仰”中，注入故事性，彰显地气。 　　九是在“历史人物”“能工巧匠”“名人贤达”“先进英烈”中，注入故事性，彰显地气。 　　【村志主要内容】 　　村容村貌——村周环境，村庄、房屋、院坝、山丘、河流、水湾、树林、道路、小桥、流水、沟渠、围墙、树木、园林、窑场、土坡、坟墓等。 　　村民生活——衣、食、住、行、玩。 　　家谱世系——编修方志、谱牒都是中华文化优良传统，都有悠久历史，是华夏文明独特甚至独有的文化现象。谱谍的社会功能与方志类似。早在1984年，国家档案局、教育部、文化部在《关于协助编好中国家谱综合目录的通知》指出：“家谱是我国宝贵遗产中亟待发掘的一部分，蕴藏着大量有关人口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经济史、人物传记、宗教制度及地方史资料。 　　【实例】 　　山东省荣成市《阴亮村志》设置村志篇、族谱篇、传记篇三大部分，这是村志内容在现实形势下的创新，对开拓村志记述范围、拉近村志与全体村民关系、提高村志利用价值有积极意义。 　　【实战感言】 　　村志，是一部乡村史，具有存史性。 　　村志，是一面镜子，是史镜、人镜、铜镜，可知兴替、明得失、正衣冠。 　　村志编纂，要特别重视口述史料收集，把“五老”（老干部、老教师、老会计、老党员、老住户）作为主要对象来作重点采访、连续采访、深入采访。 　　举措3：创新资政性 突出借鉴性 彰显正气 　　【名家专家之见】 　　村志，能使人“前有所稽，后有所鉴。” 　　村志，可了解一村山川地貌、风土人情和人文历史。 　　【伟人垂范】 　　毛泽东，爱志榜样，不知他看过多少志书。 　　习近平说：“我来宁德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看府志、县志。了解历史的可靠的方法就是看志，这是我的一个习惯。过去，我无论走到哪里，第一件事就是要看地方志。”也不知道他读过多少本志书。 　　村志“五性”： 　　资治性、参考性、启迪性、借鉴性、警示性（反面典型、负面事务、消极现象） 　　【实战感言】 　　村志，是一面镜子，照前世前人，照今世今人，照后世后人。村志，应坚持人民性和政治性的统一，二者并不对立。 　　村志，是歌功颂德，树碑立传，应谱主旋律，唱正气歌。 　　村志，是今人铸造的一面镜子，入镜前人，自鉴今人，启鉴后人。 　　举措4：创新教化性 突出趣味性 彰显精气 　　【途径】 　　一是从“村庄渊源”“姓氏谱系”“祠庙”等中，突出趣味性，彰显精气神。二是从“乡土文化”“非遗”“古迹景观”等中，突出趣味性，彰显精气神。三是从“人物”“文选”等中，突出趣味性，彰显精气神。 　　【名家专家之见】 　　村志编纂，要致力于挖掘和体现“六个美”： 　　一是自然之美：山川湖泊、花草树木、鸟鱼鸡鸭等 　　二是传统之美：古街、古道、古堂、古祠、古桥、古碑等 　　三是建筑之美：亭台楼角、精品木雕、古宅高墙、砖雕门楼等与中志办领导、河北志界同行 　　四是文化之美：传说、俗语、游艺、文物、民俗、民间传统技艺等乡土文化 　　五是生活之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民俗民风、吃喝玩乐等 　　六是语言之美：方言、歇后语、谚语；志书的语言（语体文、记述体）要清新、流畅 　　语言运用，既要有文采，如孔夫子所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还要留白，即“不著一字，尽得风流”。文字记述，要有镜头感、画面感，要追求生活气息，正如叶圣陶所说：文字记录的不是生活的点缀，而是生活本身。 　　村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基所在，也是人们精神和灵魂的归宿。留住乡音、乡风、乡思、乡愁，继承传统文化精华，挖掘历史智慧，是极其重要的工作。山东《曹口村志》专门设“方言”一章，记述了曹口村方言的特殊变体，为村民“留住了乡音”。 　　中志办主任陈文学最近在听取河北省工作汇报时指出：全面小康志记录着河北的发展历程，代表着河北发展建设水平，要写全写好，写出特色，写得精彩。 　　【实战感言】 　　村志，是一部教科书，具有育人、益智、开化功效，但并不是通过说教来体现的，而是要寓教于史，做到润物无声。 　　举措5：创新志体性 突出多元性 彰显活气 　　【途径】 　　村志的特殊性，决定了志体的多样性。村志，应当呈现章节体、条目体（纲目体、卷目体）、章节条目体、三宝体等“四马奔腾”的活跃局面。 　　章节体——鉴于村志是“小志”，建议非特殊情况下，一般不搞“大编章节体”，少搞“中编章节体”，多搞“小编章节体”。 　　条目体（纲目体、卷目体）——比较适合资料不太丰富、篇幅不大的村志 　　章节条目体——是一种创新型篇目志体，即将章节体与条目体融合而成，集二者之长于一身，中型村志比较适合于此篇目体。 　　三宝体——较适合于篇幅小的村志 　　章节体（大）（一般不用）、（中）（少用）、（小）（多用） 　　条目体（纲目体、卷目体）（适合中小型村志）   　　章节条目体（适合中型村志） 　　三宝体（适合小型村志） 　　【实战感言】 　　篇目体型多样，用哪一种，当因志而异，量体裁衣，既不宜大帽子大衣服穿戴小头、小矮个，也不宜大头、大脚穿小帽、小鞋。 　　如何看待名村志、简志？名村志是一种新产品，一种新探索，一种新突破，是一定社会时期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可以探索，不宜普及。简志，是一种轻武器，有其一定存在价值。简志，不应写成一种简介，也不应该成为一种形态上、名誉上的简志。麻雀虽然小，五脏要俱全。五脏不全，并非麻雀。 　　举措6：创新体例性 突出嫁接性 彰显朝气 　　【途经】 　　村志的体例与传统性体例大致相同，又不尽相同。不同的是有些体裁更具丰富性、灵活性、可变性、杂交性、嫁接性、相融性。 　　丰富性——除传统的述、记、志、传、图、表、录、考等八大类体裁外，还可引进一些新闻、文学类体裁，如：专访、通讯、新闻报道、诗词歌赋、游记、传记等。 　　杂交性——序言，可以写成评论；概述，可以借用一些通讯手法，写得更生动活泼、形象直观些；无题序，可以写成点评式的精要评语；延伸阅读，可以引入专访、特写等。 　　嫁接性——人物传，可以写成小通讯、小故事；名胜古迹、旅游景点，可以有游记、散文、随笔的风格。 　　【实战感言】 　　一部感人的作品，除了内容翔实丰满外，还应有充满生机与活力的鲜活多样的表现形式，作为接地气、载乡愁、冒烟火的村志，应当散发出浓郁的朝气蓬勃的晨露般的泥土芳香。 　　举措7：创新原则性 突出灵活性 彰显灵气 　　【实战感言】村志，应存同求异，而不是求同存异。诚然，村志姓志，须坚持原则性。同时，村志更姓村，应坚持灵活性。村志，应当最具存同求异的志气、革新鼎古的锐气、开拓创新的豪气、善于变革的灵气、与众不同的名气。村志，要敢于标新立异，做志界的急先锋、排头兵、尖刀队。 　　举措8：创新篇目性 突出特色性 彰显名气 　　【途径】 　　篇目不宜大而长 　　不照搬县区志、乡镇志篇目，也不照搬其他村志篇目。篇目篇幅要短小精炼。 　　题目宜短小精悍 　　越短越好，浓缩精华，最好在10个字内（专用名词、专业术语、全称等除外），《内江市审计志》只有一节是11个字，其他4字、6字居多，最少2字。 　　例如： 　　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审计（二者整合）——《内江市审计志》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七道堰社区志》 　　乡村建设与基础设施建设——《群乐村志》 　　题目宜用单一名词 　　单一名词既显精练简短，又不带主观色彩。 　　使用词组最好用偏正词组、主谓词组，尽量不用或少用动宾词组、过长的联合词组 　　例如： 　　国家森林乡村建设——《群乐村志》（专用名词、主谓词组） 　　水电气——《群乐村志》（并列词组）(√) 　　风姿卓约万花谷——《群乐村志》（偏正词组）（x）(√) 　　大力发展养殖业——《群乐村志》（动宾词组）（x） 　　篇目标题文字上都要有乡土味 　　要带有乡土味道，说农家话、记农家事，用当地乡言土话，讲述农民故事，使村志更加贴近普通百姓，更加接地气、烟火气。 　　【名家专家之见】 　　将家谱内容记入村志，志谱合一，是新修村志的创新。 　　村志篇目应根据村庄的具事物来设计，类目划分不可过细，标题涵义不可过大。 　　村志的结构体式主要有章节体(又分大编体、中编体和小编体)和条目体，鉴于村庄事物较简，故采用大编体较适宜。编修村志要注重微观记述，记事、记人、记物要尽量具体、详细、深入。 　　村志，定位为“小志”，是市县乡镇志的延伸和补充，记市县乡镇志之无、详市县乡镇志之略，因此不要盲目照搬市县乡镇志的篇目和内容，而是要彰显本村的特点，避免“千志一面”。 　　【实战感言】 　　途径决定资料 　　资料决定内容 　　内容决定形式 　　资料决定篇目（资料决定论） 　　他无我有，他有我特，他特我独。 　　村志篇目框架应小而简，不宜小而全，更不宜大而空。 　　举措9：创新旧章法 突出新章法 彰显活气 　　【实战感言】 　　村志，贵在于“低小细”，而不在“高大全”，做到写小、写细、写深。 　　本质决定特征，特征决定体例，体例决定章法。 　　本气决定底气，底气决定中气，中气决定活气（生气、活力）。 　　章法章法，既有章有法，又无章无法；既要遵章守法，又要变通章法。 　　章法，来自于学习，来自于继承，来自于借鉴，更来自于实践，更来自于实战，更来自于实际。 　　原则上：求同存异 　　章法上：求异存同 　　举措10：创新老审法 突出求是性 彰显和气 　　【实战感言】 　　要在篇目架构上突出本村特色，具有浓郁乡土气息。例如： 　　万花谷——《群乐村志》 　　菊乐集团——《七道堰社区志》 　　响石藤编、石牌坊、高洞寺、川主庙——《响石镇志》 　　村志，是志界的特区，是修志的创新基地，是志书编纂创新的试验田，应把村志编纂作为村志创新发展的突破口，为第三轮修志提供新做法、新经验。 　　县（区）级方志办的审核官，应做村志审核的“明君”而不是“暴君”。 　　应将村志作为“特区”来试验，做到管放结合，管而不死，放而不乱。 　　薛长林先生与方志同仁交谈 　　小  结 　　1.一部合格而优秀的村志长啥样? 　　八字像：真、全、细、深、特、土、活、鉴 　　真：真人真事丶真实可信; 　　全：全面详实丶百科全书丶一村之全史 　　细：细致入微丶细节见功 　　深：深隧见底丶深入浅出 　　特：特点丶特有丶特别丶土特产丶特征，人无我有丶人有我优丶人优我独，风景这村独好 　　土：乡土味丶烟火气丶泥土香，接地气丶顺天意丶通人心 　　活：活灵活现丶鲜活生动; 　　鉴：鉴者，镜也、照也；史镜，资治通鉴，借鉴，鉴戒。 　　应像：一座村史馆（存史）、一座历史丰碑（树碑立传、歌功颂德、功名堂、德政厅，唐太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一面镜子（资治：三镜）、一所学校（教化）、一封家书（交流传承）。 　　2.一位合格且优秀的村志编纂者是啥模样? 　　村志编纂者具有的十大特性： 　　政治性 思想性  爱民性  爱乡性  奉献性  唯物性  求是性  专业性  继承性  创新性 　　应像—— 　　太史公（左丘明、司马迁、班固、班超、陈寿、裴松之、范晔、刘知几、司马光、赵翼十常璩） 　　多情郎（司马相如《凤求凰》、郭沫若《炉中煤》） 　　开拓者（拓荒者） 　　树立唯物史观、唯民史观： 　　村史的主创者是村民 　　村志的主人翁是村民 　　村志的主纂者是村民 　　村志的主读者是村民 　　村志的主评判是村民 　　为村民修志 　　请村民入志 　　替村民存志 　　由村民评志 　　任村民用志 　　做“四格”修志人：合格——不拘一格——破格——别具一格 　　3.村志编纂“三境界”： 　　第一境界：高楼独望——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一境界指出在编纂初期，需要立志并明确目标与方向） 　　第二境界：为伊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一境界强调在追求目标过程中，需要执着奋斗，不惜一切代价） 　　第三境界：寻她百度——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一境界描述在经过长期努力和追求后，突然间发现成功就在眼前） 　　薛长林先生参加方志学术研讨 　　尾   声 　　根据2024年最新数据，我国共有66.2238万个村庄，其中行政村为69.1510万个，自然村大约为261.7万个。修有村志的村6千多个，约占1%。 可见村志编修事业：天地广阔，前景光明。 　　【创新途径】 　　四新经济系经济学术语，指“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经济形态，是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新工业革命以及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背景下，以现代信息技术广泛嵌入和深化应用为基础，以市场需求为根本导向，以技术创新、应用创新、模式创新为内核并相互融合的新型经济形态。 　　新技术，主要指可实际推广、替代传统应用和形成市场力量的新技术，而不是简单的产品技术或实验室技术。 　　新产业，主要指以新科学发现为基础，以新市场需求为依托，引发产业体系重大变革的产业。 　　新业态，主要指伴随信息技术升级应用等，从现有领域中衍生叠加出的新环节、新活动，是指新兴的商业模型、产品或服务以及经济产业。 　　新模式，主要指以市场需求为中心，打破原先垂直分布的产业链及价值链，实现传统产业要素重新高效组合。 　　【前景展望】 　　创编“四新”村志 　　定义：“四新”村志，方志学新术语，指“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村志形态，是在新一轮新方志创新的时代大背景下，以继承传统修志理论为基础，以当代社会需求为导向，以理念创新、体制创新、机制创新、体例创新、技能创新、应用创新、模式创新为内核并相互融合的新型村志形态。 　　新技术，主要指可实际推广、替代或创新传统应用和形成市场力量的新技术，而不是单一的传统编纂技术。要探索运用“互联网+”村志编纂方式。随着信息化时代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广泛运用，方志资料采集方式由纸质征集到多媒体数据搜集转变，修志方式由过去纸笔修志向在线修志转变，存储方式由实体空间存储向网络云存储转变，阅读方式由纸质阅读向电子化阅读转变，传播方式由单一书籍交流向网络快读传播转变，全方位改变获取信息、存储资料、阅读文本和传播资料方式。有效利用好视频图片资料，更加注重图文并茂、形象生动，增强志书可读性。充分利用数字化、信息化技术将互联网上各种资料信息作为志书有效补充，提升志书质量。 　　相信，在当今志苑百花园里，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指引下，一个村志的新业态、新品种、新品味万紫千红的春天，必将到来！ 　　（作者薛长林，中共党员，研究生，四川省地方志学会会员、成都市地方志学会会员，长期在黑龙江、河北和四川的省、地市级党委宣传、新闻、史志、档案、教育部门工作，曾任内江市政府地方志办公室主持工作的常务副主任、《内江年鉴》《内江市志》副主编等职，多次携文参加全国性方志论坛，主编、主审、编著省内外各类志书年鉴60余部。） 　　

试论方志凡例的起源及发展历程 　　余 璐 　　 提要：作为志书专门的辅文、附件，目前已知最早的方志凡例出现于南宋，其问世得益于宋代雕版印刷业的发达和科举的兴盛，并明显受到同时期韵书凡例的影响。此后方志凡例历经770多年的演变过程，兴盛于明清，蜕变于民国，更新于当代，每个时代都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未来我们应充分汲取旧志凡例行之有效的传统做法，回归订立凡例的“初心”，促进新志凡例的进一步完善。 　　关键词：方志  凡例  起源  发展 　　凡例一般处于志书卷首，位列序言之后，目录之前。作为地方志书专门的附件和独立的辅文，它最早出现在南宋淳祐年间，发展演变至今，约有770多年的历史，已成为地方志书密不可分的重要组成部分。前辈学者对方志凡例的研究比较丰富，对方志凡例的地位和作用、内容和分类、部分时代的发展情况、社会主义新方志凡例存在的问题和制订时的注意事项多有揭橥。不过，学界对“凡例”一词的起源和内涵研究尚不充分，尤其对方志凡例缘何诞生鲜有探究，对方志凡例从古至今发展演变历程也缺乏系统的梳理，本文拟对上述3个问题进行讨论。 　　一、“凡例”一词的起源和内涵 　　“凡例”一词源出晋杜预《春秋左氏传·序》：“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杜预曾深入研究《春秋左氏传》，撰成《春秋释例》一书，他认为：“经之条贯，必出于传，传之义例，总归诸凡。”所谓“凡”，是指《左传》中以“凡……”的句式对《春秋》原文用词的本意给予说明的例子。如，隐公十一年《传》：“凡诸侯有命，告则书，不然则否。”又，文公十四年《传》：“凡崩、薨，不赴，则不书。”类似这样“凡……”的句式，在《左传》中有50处，后世称之“五十凡”。故“其发凡以言例”，指《左传》中有50条以“凡”字开始的说明《春秋》属辞比事的原则。这里还要说明，孔子作《春秋》时并没有在正文中言明义例，那些“凡例”，即属辞比事的原则皆是左丘明后来分析原文得出的结论。 　　杜预命名“凡例”后，在其著作《春秋释例》中反复阐述这一自己首创的研究成果：“邿为小国，非邑非夷，故以凡例附之。”“斯盖非史策旧法，故无凡例。”“传既显称凡例，而书时不书时，各重发者。”“凡例”可谓杜预左传研究理论中的核心概念。鉴于杜氏在经学领域的重要影响力，“凡例”一词传播开来并为后世所沿用。与杜预几乎同时代的范宁所撰《春秋谷梁传集解》中便有：“凡例宜时而书月者，皆缘下事当日故也。”这里的“凡例”，还是特指《春秋》记事的原则或行文的规范。其后，“凡例”一词在传播中涵义逐渐发生变化。其一，指方法。如，南宋陈言《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中暑凡例》等，讲的是治病用药的方法。其二，指编纂体例、体制、规则、样式。如，唐刘知几《史通·外篇·杂说》中有：“皇家诸学士撰《晋书》，首发凡例。”其三，指置于书前的专篇凡例，是一种实用文体。近代以来，“凡例”词义缩小，最终成为图书凡例的专用名称。《现代汉语词典》释“凡例”：“书前关于该书体例的说明。”《辞海》释“凡例”：“说明著作内容和编纂体例的文字。”《方志百科全书》释“凡例”：“说明方志著述内容和编纂体例的文字。” 　　当代对于“凡例”的研究，有将作为编纂体例、规范的“凡例”与作为一种专文、辅文的图书凡例相混淆的现象。方志学界也有部分学者不了解“凡例”的起源与词义的复杂流变。以下提及“凡例”，大部分是指独立成文的图书凡例，少部分指编纂体例和规范，笔者会于容易引起歧义处特别言明“凡例”二字涵义，避免混淆误会。 　　二、方志凡例的起源 　　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极为发达，有关史书编纂的体例、规范早已有之并不断发展成熟。《史通·内篇·序例》曰：“昔夫子修经，始发凡例。”谓孔子编纂《春秋》时，制订了相应的编纂体例和规范（即左丘明总结的“五十凡”等编例），一个“始”字言其最早创立史籍编例。实际上，孔子修《春秋》参考了众多资料，除鲁国国史外，还有其他诸侯国的文献史籍，《春秋》编例很有可能借鉴了先前史书的做法和成例，并非完全由其首创。古人著书，虽有例可循，但长久以来不在书中言例，这让我们很难追溯史籍编例的源头。吕思勉在《史通评·序例第十》中说：“惟古人著书，虽有例，而恒不自言其例。欲评其得失，必先通贯全书，发明其例而后可。”说明书籍体例的文字，最初主要出现在两汉的书序中，语言零散笼统。如，荀悦在《汉纪》之后所附上表中有对编例的简单介绍：“凡《汉纪》，其称年本纪、表、志、传者，书家本语也。其称论者，臣悦所论。”两晋南北朝时，出现了序例。东晋干宝的《晋纪》中有“叙例”，南朝梁阮孝绪的《高隐传》、北魏崔鸿的《十六国春秋》有“序例”，其文皆已亡佚。与书序中零散的文字相比，序例对于编例的叙述更为集中。如，颜师古《汉书叙例》：“字或难识，兼有借音，义指所由，不可暂阙。若更求诸别卷，终恐废于披览。今则各于其下，随即翻音。” 　　至唐代，成熟的图书凡例终于产生，但存世极少，目前已知仅有张守节的《史记正义·论例》和陆淳的《春秋集传辨疑·凡例》2篇。《论例》位于《史记正义》书前，对《史记》的主旨、裴骃《史记集解》的体例以及异体字、多音字、注音方法、假借字等进行说明。《凡例》位于《春秋集传辨疑》卷首，共17条，每条均以“凡”字开头，内容皆关编纂体例。由于独立成篇的凡例是从书序、序例演变而来，故其位置一般在卷首、序后。 　　图书凡例至宋代渐多，现存最早的方志凡例——淳祐《玉峰志·凡例》也在南宋问世。笔者认为，方志凡例于两宋时诞生有其独特的历史原因，归根结底是受益于宋代雕版印刷业的发达和科举的兴盛。宋代是中国历史上雕版印刷的黄金时期，书籍出版便捷容易，文化知识传播成本大大降低，兼以科举制度不断完善发展，普通人通过读书科举得以入仕的机会大增。当时儒生士子为准备科举考试而需要学习的不少韵书中都列有单独设立的凡例，旨在说明编排规则、查询方法、资料来源乃至版本优长等信息，方便读者阅读参考；如《集韵》中的“韵例”，《押韵释疑》中的“条例”，《紫云先生增修校正押韵释疑》中的“校正条例”等。这些在宋代知识分子中广泛传播的图书凡例，潜移默化中催生了方志凡例的问世。 　　凌万顷、边实所纂淳祐《玉峰志》卷首《凡例》共5条，每条均以“凡”字开头，在形式上保留了图书凡例早期的痕迹。全文为：“凡事旧在昆山，而今在嘉定者，以今不隶本邑，今皆不载。凡碑记现存者，书其名，不载其文，不存者载其文。凡事有《吴郡志》所载与今所修不同者，以今所闻见无异者修。凡叙人物，有本邑人而今居他所，本非邑人而今寓居者今皆载。凡事有重见者，止载一处，余书见某门，更不重载。”文字虽然简单，但已对志书记述的空间范围、人物入志的标准、参考资料歧异的处理、重复交叉内容的处理等作了规定，这些也是后世修志中常见的问题，对于具体修志工作颇有指导意义。当然，凡有经验的业内人士均知，修志中遇到的实际问题错综复杂，需要总纂或主编拍板定调立下规矩的绝非上述5条而已。是故，笔者认为，此5条凡例可能主要不是为了指导和约束参与编纂人员（毕竟志书此时已经付梓，各种规定于编纂者已失去制约作用），而更多是为了便利读者阅读，使读者在阅览时不产生困惑。方志凡例和其他图书凡例一样，其产生都是为了向读者解释说明著书时的一些问题，告诉读者一些阅读时的注意事项，这就是方志凡例的“初心”和“使命”。 　　两宋独立成文的方志凡例极罕见，目前已知的除淳祐《玉峰志·凡例》外，仅有咸淳《临安志·凡例》，其制订时间虽与淳祐《玉峰志·凡例》相隔不远，仍然比较简单（共7条），但已不见“凡”字开头。全文为：“御制、御书、诏令，惟关行在所门目，及刻石公宇者，则恭载本处，它不敢辄及。朝事有关典故，及圣德者，附载各门。宫阙郊庙门所录臣下著述，惟奉敕撰及经乙览并恭跋御制、御书，方敢登载，仍附注于下，余门不用此例。旧志叙次行都、官府，有名称一字偶同者，即汇为一处：如牛羊司列于大宗正司，省马院列于检鼓院，今略仿职源次第，参以国朝会要，各从其类，庶免混淆。旧志帅守书‘府尹’，按国朝旧制，储君及亲王乃除尹，今事关君上，则称‘守臣’，余止书‘守’字。宫观、祠庙，惟上关朝廷、典礼者，载于此，余并入《临安志》。诸题咏，以类附于编末，然不敢泛取，惟朝仪、朝事及规制有可考见者录焉。”其内容既有关于入志内容取舍、志书编目设计的考虑，也有具体的行文用字规范，较之淳祐《玉峰志·凡例》偏重阐述志书内容上的处理原则，咸淳《临安志·凡例》所述范围已略有拓展，但总体上还属于比较简单。潜说友所纂咸淳《临安志》被后世推为宋代方志的翘楚。潜氏在改进旧志体例，增益旧志等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可惜这些努力和巧思在咸淳《临安志·凡例》之中丝毫未见。 　　宋代绝大多数志书无独立的图书凡例，仅在序、进表、跋和修志本末中简略提及有关编例的内容。如周应合受聘主纂景定《建康志》时曾“条上四事”，“一曰定凡例……今欲先修《留都宫城录》，冠于书首，而建康地图年表次之。十志又次之……十传又次之……传之后为拾遗，图之后为地名辨。表之纬为四……凡图、表、志、传卷首，各为一序”。由上可知周应合所谓“凡例”，指的是志书篇目体例，不是专门的图书凡例。黄苇认为，周应合所谓“定凡例”之语中的“凡例”指的是“体例”。 　　三、方志凡例在明、清两代的兴盛 　　两宋之后，现存元代志书未见附有专门凡例，或是笔者未发现。元《大一统志·凡例》于元贞二年(1296)制定，但未采用，原文已亡佚。 　　经历了元代的沉寂，志书凡例在明代迎来真正的发展和繁荣。永乐年间，朝廷先后2次颁布《修志凡例》。永乐十年（1412）颁布的《修志凡例》，以及在此基础上修订的永乐十六年《纂修志书凡例》，为目前所见最早由中央政府颁布的编修地方志规定章程。这2则《凡例》为明代编修地方志提供了指导性的原则规定和编修框架，成为志书设计篇目、取舍材料的重要根据。虽然确有零星志书将2则《凡例》纳入卷首，令其发挥图书凡例的作用，如嘉靖《寿昌县志》、正德《莘县志》，但其实质上属于修志规范性文件。明代前期，志书附有凡例尚属鲜见之事，至明代中期，自明武宗正德年间起，志书中设置独立形态的凡例日渐增多。初时凡例条目较少，内容简单，如正德《崇明县志·凡例》仅4条，正德《归化县志·凡例》甚至仅2条。至明代后期万历、崇祯年间，方志中附有凡例已是司空见惯，凡例文字也变得丰富起来，如万历《新昌县志·凡例》竟增至19条，晚明方志凡例一般都在十几条左右。明代方志凡例较之南宋萌芽时期，其文字滋长，内容增多，但行文大多简洁明快，文字质朴凝练，表意清晰精当。如弘治《温州府志·凡例》：“疑以传疑，信以传信，史法也，其缪悠丑诋，不可为训者，删之……惟名宦、人物，必其人已殁乃录，事定也；宦职、科目，题名无间于存亡，可征也……物产与他方同者不赘，止存其名，惟特产者详书之。”正德《大名府志·凡例》：“志目颇多，使不以类相从，未免淆杂无伦。故各以总志统之，庶几纲举而目张之义也。”嘉靖《陕西通志·义例》：“乡贤生者，政行、著述不书，犹见任也。孝子、义民，非旌表不书，惧不公也。节妇、烈女，非旌表不书，犹孝义也。惟殉乃书，盖棺事定，其节完也。”明代许多方志凡例已经反映出当时修志人员开始注意从理论上讨论如何编好方志。 　　独立的方志凡例在清代已发展得相当成熟，臻于完善。清代可谓旧志凡例发展的顶峰，志书附有凡例相当普遍，无凡例的志书反而显得少见。清代方志凡例较之明代，行文已显繁复，一方面因为清代行文风格、语言特色与明代迥异，另一方面源于清代修志者对于凡例内容的增益： 　　其一是增添清点版本、追溯志源的条款。如雍正《崇明县志·凡例》：“崇明州志，昉于元至正十四年甲午，知州程世昌始创为之，今不可考。自明洪武改县后，至正统九年甲子，修于知县张潮，未既厥工。知县陈文续修成书，止两册，所载皆属草创……嘉靖四十年辛酉，知县范性所修，不可得见。惟万历三十三年甲辰，知县张世臣修者四小本尚存……入国朝，顺治庚寅迄康熙癸丑，知县刘纬、王恭先递修未果。至二十年辛酉，知县朱衣点勉成厥役。” 　　其二是重视对旧志、前志的研究，惯于在旧经验老做法基础上进行改进和创新。不少清志会在凡例中逐一列举该志对旧志、前志、他志编纂体例的弃取之道，借此阐发编纂者的修志思想、观念。如乾隆《重修凤翔府志·凡例》：“旧志总纲七，列卷五，今依类增修。事侈于前，文繁于昔，因更厘为十二卷，使卷帙均匀，而亦不失其条理之所存。旧志卷首惟绘疆域、城池数图，而泮璧黉宫及郡邑名胜概未图列。今悉增置篇端，使境土之致，聚沙画米，展卷了然。旧志山川古迹，衔尾类书，观者未免艰于查阅。今各自为行，庶稽考之下，可以一望而得。”又，乾隆《奉贤县志·凡例》：“昔李于鱗修《青州志》，饾饤而不贯串，识者讥之。今不敢不惩其失，至于每类小序稍事涂泽，谅亦无害体裁，不欲概从三易云。一邑志以简核为主，但新县之志与旧志不同，网罗不妨宏博，以存一邑典故。昔薛方山修《浙江省志》，简略太甚，俾后之欲知前事者漫无考稽，朱太史竹垞颇以为恨。今岂可复蹈其失，使一邑之文献无征乎。一志书之作，从来载笔者但取旧志为蓝本，而于名人文集不务遍考，致多缺遗。王新城谓癸丑修《山东通志》于人物一门竟将曹县李襄敏公、单县秦襄毅公、泝州王恭简公失去。方望溪谓赵忠毅公有明一代可计数之君子也，同时官于畿辅，风节治行见于公文而确乎有据者凡二十余人，而郡、县旧志无一及焉。此皆搜采不广之故也。” 　　有清一代，不少大学者也在方志凡例中留下创见。戴震撰乾隆《汾州府志·例言》主张首重地理沿革，记山川不可“仅点缀嬉游胜景”，要“务求切于民用”；入志人物应“志与史例有不同者：史善恶并书，志详善而略恶也”；规定艺文志集文要“以古今为先后，不区别文体”等。孙诒让撰《瑞安县志局总例》全面反映其编纂理论，涉及纂辑、绘图、校雠、采访、检查案牍、缮写等6个方面。先贤将凡例作为表达自己学术观点的舞台，行文时侃侃而谈，洋洋洒洒，这份自信从容的精神气质正是后世所缺乏的。另，章学诚在《修志十议》中提出修志应有“三长”，“识足以断凡例，明足以决去取，公足以绝请托”。这里的“凡例”二字是志书体例的意思，并非指图书凡例。 　　四、方志凡例在民国时期的蜕变 　　民国时期方志总体上仍属旧志范畴，民国方志凡例大部分沿用文言文，其行文风格、语言特色与清朝没有明显分别。不过，凡例内容有所变更，主要有两点： 　　一是民国社会环境动荡，内外忧患频仍，修志不易，仓促之下，部分志书采用断代体，故民国方志凡例中说明记述断限的语句渐多。如民国《川沙县志·例言》：“本志断限，上承光绪《志》，始自清光绪五年，下迄民国十五年北京政府统治告终为止。”又，民国《嘉定县续志·凡例》：“是编直接前志，起自光绪七年辛巳，讫于宣统三年辛亥，定名为《嘉定县续志》。” 　　二是民国方志受社会发展剧变影响，内容增加经济、科学、卫生、教育等领域的比重，编目门类上多有创新和突破，凡例自然要对此进行说明。如民国《乾县新志·凡例》：“本书之内容，可大别为：‘创、补、续、因、变’五项。甲、创：新增之事类，出于前志范围之外者。例如曰‘晷候、地质’等最为显著。此外如电政、公路等……乙、补：前志各门类之未臻完备者，从而补充之。例如前志人民遗漏户口，疆土不言形势，学校不溯源流，物产不贯职业……戊、变：本书之体例，除金石古迹外，其他门类，悉变前志之面目。例如：文庙为学宫；旧志编入学校，极为有识；而前志则列入祠祀，殊觉不伦。又如：关梁、道路，应列入交通。陵墓、寺观，应列入古迹。前志连同风俗、物产，概纳入土地志内，不特条理不贯，义例亦觉疏略，本书悉变其例。疆土、地理，分为二志，以政治区划，不能与天然山川相提并论也。交通业产，各有专志，不相混淆，此事例之变易也。”又，民国《宝山县续志·凡例》：“各卷总目，如旧称《营建》，不足以赅修缮工程，则改为《营缮》；旧称《赋役》，不足以赅地方财产，则改为《财赋》；旧称《学校》，不足以赅教育事宜，则改为《教育》。审名定义，均以正确为归，初非任意窜易。” 　　傅振伦非常重视志书凡例的研究和实践，早年亲自拟订《北平志类目·志例》《新河志长编·凡例》等。他明确提出：“修志之道，先严体例，义不先立，例无义起，故志家必以凡例冠之。”将凡例的订立作为修志的首要任务。另外，民国6年（1917），北京政府内务府会同教育部通咨各地纂修地方志书，山西省积极响应，省公署颁发由郭象升起草的《山西各县志书凡例》，就如何编纂县志作了具体而详细的规定。笔者认为，《山西各县志书凡例》究其实质，属于省级层面的地方志编纂规范性文件，不应归入图书凡例之列。 　　五、社会主义新方志凡例的发展 　　社会主义新方志修纂工作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1960年，全国已有2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530个县开展修志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地方志工作基本中断，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省、市、县三级纷纷建立起修志机构，首轮修志掀起浪潮。21世纪初，第二轮修志高潮再起，至2022年底，前后完成两轮社会主义新方志编纂工作，新方志编纂数量史无前例，硕果累累。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全国各地所修社会主义新方志大多无凡例，如1959年完稿的《西充县地方志略》《岳池县地方志略》《怀来新志》，1960年完稿的《浦东志略》等。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纂的新志绝大部分都有凡例，多数行文较为简略，少则四五条，多则十数条，一般字数在一千字以内，一页即能容纳。当然，也有个别新志凡例字数较多，如《绍兴县志·凡例》（中华书局，1999年）、《鹰潭市志·凡例》（方志出版社，2003年），前者列有40条，后者列有29条。较之清代民国方志凡例，社会主义新方志凡例除行文简略外，还有以下鲜明特征： 　　一是使用语体文，而不是文言文，基本上从凡例的文体上便可区分新、旧。 　　二是凡例中一般都列有编纂指导思想（即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此为社会主义新方志凡例的首创，是区别于旧志凡例最鲜明的特征。如《浙江省人事志·凡例》：“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针。”《平度县志·凡例》：“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当然，并非所有新志凡例皆列指导思想，如《渭南县志·凡例》《长岛县志·凡例》《晋城市志·凡例》等便不书指导思想。也有新志凡例对指导思想作简略表述的，如《绍兴市志·凡例》。2008年9月16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印发《地方志书质量规定》，其中第九条明确：“凡例关于编纂志书的指导思想、原则、时空范围、体裁、人物收录标准、资料来源、行文规范、特殊问题处理等要求，清楚明确。”此后，指导思想写入新志凡例成为定规，所有志书均要执行。 　　三是无论通纪体，还是断代体，新志凡例皆会注明记述时限，即上下限起讫。如，《上海通志·凡例》：“本志记述主要内容的时限，上限不定，大多起记于事物、事件有考或历史文献能确定的发端期；下限一般至1995年，大事记和政府（下）、中国共产党等卷延伸至2000年。” 　　四是新志凡例普遍重视纪年问题，多列专条说明历史纪年与公元纪年之分野，“解放”“建国”前、后划分标准等。如，《合肥市志·凡例》：“《合肥市志》历史记年，民国以前，从旧纪年，首次出现时括注公元纪年。‘解放后’指1949年1月21日后，‘建国前’、‘建国后’指1949年10月1日前、后。” 　　五是旧志不关注的行文规范、出版规范、标点符号、计量单位使用规范等，新志凡例也多有述及。如，《阳江县志·凡例》：“用字和标点按1986年10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简化字总表》和1990年3月修订的《标点符号用法》。”《南澳县志·凡例》：“专有名词、术语、度量衡标准单位，均按国家统一规定。” 　　六是部分地区在省级志书层面设总、分两种凡例，总凡例罗列省级志书一些通行的编例，分凡例介绍各分志、分卷特殊的、专门的编例，在市志县志层面则大多只设一种凡例。 　　上述第二至第五项内容，一般归为志书的通则部分，有学者认为，新志凡例通则部分内容较旧志全面、科学。当然，新志凡例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轻视凡例制订工作的情况，未当作修志要务来对待；二是同质化较为严重，“模块化”倾向明显，通例居多，特例缺失；三是凡例所述与正文内容相互矛盾。比较普遍的问题是凡例中对于记述时限、纪年方法、计量单位、数据采用、全称简称使用等规定，志书正文并未完全遵循，细查之下总能发现违例逾矩的情况。朱士嘉认为：“凡例是对于编修目的、方法和内容结构的纲领性说明，对全书有指导意义。”业内应当重视凡例的制订工作，注意克服新志凡例存在的弊病。 　　余 论 　　综上，作为志书专门的辅文、附件，独立成文的方志凡例始于宋，兴于明，盛于清，蜕变于民国，更新于当代。需要注意的是，历代志书凡例的名称各异，大部分称“凡例”。旧志凡例也有叫“志议”“志引”“总引”“略例”“例言”“义例”“总例”“法例”“序例”“叙例”“约言”等名称的；新志凡例也有命名为“编辑说明”“出版说明”“编纂说明”“编写说明”的。虽然名称不一，但都独立成文，大体均发挥其作为志书辅文的作用，用于导引读者阅读、阐发志书主旨和编纂者修志理念、介绍志书编纂规范等。 　　展望方志凡例未来发展趋势，笔者认为，应当充分发掘原有方志凡例的成熟经验，尤其是要充分汲取旧志凡例里的智慧。如旧志凡例中关于叙版本、溯志源的例言，关于彰主旨、述观念的语句，关于重考证、作注释的规定等，新志凡例应继承上述行之有效的成法。另外，应回归凡例订立的“初心”。追溯凡例之起源，方便读者阅读正文是其初始目的，未来应更多站在读者角度思考凡例制订问题。 　　（原文载《中国地方志》2024年第5期。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编者按：2024年9月3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召开本年度第三次期刊审读会议，审读专家对院属近80种中文学术期刊进行审读评议。其中，《中国地方志》2024年第3期刊发的《方志艺文志散文文体的编纂及其文化意蕴--以贵州旧志考察为中心》一文获通报推介，专家指出该文“以贵州旧方志当中的艺文志散文文体的编纂问题为切入点，从文学、史学和政治联系互动的视角出发，就明清乃至民国时期的相关资料展开论证，讨论了不同文体方志编纂背后的一系列治理意蕴。该文内容丰富，有比较强的系统性，有比较好的学术参考价值，有助于推动方志学和边疆史学问题研究的拓展”。特此转载，以飨学林。 　　方志艺文志散文文体的编纂及其文化意蕴 　　——以贵州旧志为考察中心谭德兴提  要：贵州方志艺文志收录的散文文体作品众多。不同时期，贵州方志艺文志散文文体作品编纂存在明显的差异，这种嬗变呈现出深刻的史学思想与文化内涵。其一，充分体现史学与文学的密切互动。其二，体现史学与政治的密切互动。其三，呈现出浓郁的西南边省地域文化特征。贵州方志艺文志中散文文体编纂的发展，是史学、文学与政治在边省区域文化中的有机融合，显示边疆史学发展的特点与成就。关键词：方志  艺文志  史学  文学  边疆治理 　　方志艺文志主要有两种编纂体例，一是目录解题式叙录艺文著述，二是文选式全文收录艺文作品。方志艺文志是按文体分类来全文收录作品，从大的文体分类看，不外乎诗歌、散文两类。诗、文两大类中又可细分为很多文体小类。本文主要探讨贵州方志艺文志散文文体作品的编纂及其所蕴含的史学思想与文化内涵。从明至民国，贵州方志艺文志全文收录的散文文体类型主要有敕、谕、诏、奏疏、露布、状、颂、书、赞、箴、语、铭、论、解、教、难、考、辨、说、书后、墓志铭、问答、经义、传、志略、序、纪、记、引、跋、檄、文、议、公移、示、杂记等。不同时期的方志艺文志，收录散文文体作品的次序、类型和数量各不一样。我们选取几类比较典型的散文文体作考察，以具体探究贵州方志艺文志散文文体编纂所蕴含的史学、文学和政治之间的密切互动关系，揭示贵州方志艺文志编纂的思想内涵和特点，有助于中国方志学及边疆史学研究的新拓展。一  敕谕类文体之编纂：政治管辖的宣示与教化敕、谕等文体，主要是封建最高统治者皇帝对下属的命令与告诫。这些文体在明代贵州方志艺文志中却没有被收录。嘉靖《贵州通志·艺文志》、万历《贵州通志·艺文志》均未收录勅、谕等文体作品。嘉靖《贵州通志·艺文志》首列的是诗类作品，万历《贵州通志·艺文志》首列的是记类作品。明代贵州省志艺文志编纂虽然没有收录帝王的敕谕类文章，但府志中却不乏此例。如嘉靖《思南府志》，其书虽然没有设置艺文志，但却在卷8专收诰敕，且说明“诰敕者，王言之敷，而邦家斐如者也”“且见天子龙光，无远弗被也”。显然，嘉靖《思南府志》单列诰敕成卷，彰显的是封建大一统政教思想。贵州省志最早开始收录敕、谕等作品的是康熙《贵州通志·艺文志》，乾隆《贵州通志·艺文志》紧承其例。康熙《贵州通志》卷31《艺文志》首列的是敕谕文，最早一篇是宋太祖谕敕，即《谕普贵敕》：予以义正邦华夏，蛮貊罔不率服。惟尔贵州，远在要荒。先王之制，要服者来贡，荒服者来享，不贡，有征伐之兵，征讨之典。予往年为扶播南杨氏之弱，劳我王师，罪人斯得，想亦闻之。有司因请进兵尔土，惩问不贡。予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穷兵黩武，予所不忍。寻乃班师。近得尔父子状，知欲向化，乃布兹文告之。尔若挈土来庭，爵土人民，世守如旧。予不食言，故兹制旨，想宜知悉。此谕敕最早见载于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3“贵州宣慰司下·人物”条目下。弘治《贵州图经新志》中没有艺文志，故该志虽载录宋太祖谕敕，但仅仅只是作为征引资料来印证历史人物，这种载录既没有方志编纂的文体意识，也没有首列敕谕的政教目的。而至清康熙时期，中央政权基本完成对贵州的改土归流，真正实现对西南地区的大一统，故康熙《贵州通志·艺文志》首列敕谕，实质宣示的是对边徼地区的政治管辖权。这也是清代作为边省贵州，其史学发展的政教内涵与重要特点。故乾隆《云南通志》卷29《艺文》：“我国家重熙累洽，圣祖仁皇帝削平僭逆，文教诞敷，世宗宪皇帝垂念万里，边方训谕谆挚。今皇上即位，洪慈厚泽，无远勿届，谟诰所颁，煌煌乎俪日星而昭云汉，丕显丕承，于斯为盛，宜恭冠艺文，以为裔土之光。”“无远勿届”“裔土之光”，这充分说明，方志艺文志首列敕谕类作品，宣扬的正是封建大一统政教思想。清代贵州方志艺文志编纂无疑遵循的正是这一原则。宋太祖《谕普贵敕》，为最早提及“贵州”的，其主要内容为戒谕“远在要荒”的贵州彝族首领普贵，“要服者来贡，荒服者来享，不贡有征伐之兵，征讨之典”，宣示的是中原王朝对僻壤贵州的控制，呈现出强烈的大一统意味。宋代的贵州虽然属羁縻之地，但北方赵氏政权并没有将其排斥在自己的版图之外。现今贵州锦屏县诸葛洞内石壁上还保存有一诗刻和一篇《诫谕文》，作者分别是南宋将帅张汉英、郡守张开国，书写时间为景定辛酉（1261）戊戌月，景定为南宋理宗年号，锦屏诸葛洞内石壁上的诗文，记录南宋军队在公元1261年对贵州锦屏当地苗、侗等少数民族的征讨，宣示对贵州“蛮族”进行征讨的战功，警示当地少数民族不得反叛朝廷。此充分印证宋太祖《谕普贵敕》的戒谕。康熙《贵州通志·艺文志》紧接着又大量载录明太祖、明孝宗等敕谕，如明孝宗《谕都匀府敕》：朕惟都匀远在贵州东南，因无流官抚治，往往自相杀夺，不得安生，而又时出劫掠，为地方之害。近因贵州镇巡等官奏请，特敕大师征之，既已克平。各官奏如永乐年间事例，开设府治州县，铨除流官抚治之，以警其后。今从其请，设立都匀一府，而以新开独山、麻哈二州，清平一县，并旧设都匀、邦水、平州、平浪四长官司，属其管辖……使之日染月化，而皆囿于华夏礼法之中。康熙《贵州通志·艺文志》所载录的明代谕敕，或命对西南洞蛮之征剿，或令对乌撒乌蒙、水西等地之教化与讨平，或论在都匀置流官设府州治理。其记载内容多为中央政权的治边方略，充分显示明代贵州与中原政治文化之碰撞、交融，宣示中原王朝对西南边省特别是贵州开始的实际政治管辖。康熙《贵州通志·艺文志》还收录大量康熙间敕谕，内容多为对贵州之免输钱粮，如康熙二十二年（1683）《谕免二十二年二十三年钱粮》：谕户部：黔省为滇南孔道，地瘠民贫，大兵凯旋，挽输刍糗，供应人夫，极其浩繁。且起解吴逆，家口络绎运送，不无苦累，恐小民竭力供亿，生计艰难，朕心深为悯恻。所有本年秋冬及来年春夏应征地丁正项钱粮，尽行蠲免，以示朕勤恤民隐至意。康熙间，清廷之所以免输贵州钱粮，一是因为贵州本来土地贫瘠，收入不丰；二是清初平定吴三桂之乱，实际上贵州成为主战场，战争对贵州百姓带来巨大损害，民生凋敝，需要休养生息，故清廷不得不免输贵州钱粮。康熙《贵州通志·艺文志》也有载录御制碑文，如《御制云贵总督殉难加赠兵部尚书谥忠果甘文焜碑文》。这是对殉难云贵总督甘文焜之褒奖。又康熙二十二年《谕祭三等伯提督赠太子少保谥忠毅王之鼎文》，康熙三十年（1691）《御制三等伯提督赠太子少保谥忠毅王之鼎碑文》等，此为御制太子少保王之鼎碑文，均为旌表大臣忠义之节，引导教化，显示以风化下的移风易俗作用。乾隆《贵州通志·艺文志》对康熙《贵州通志·艺文志》所列敕谕文全部收录，又新增一些敕谕文，如《雍正六年抚绥生苗》等，多是对贵州苗民的抚绥与教化，显示清代初年至中叶，清廷对贵州政治控制的强化与教化的渐见成效。清代贵州方志艺文志的散文编纂大多沿袭康熙、乾隆《贵州通志》首列敕谕文的体例。如道光《大定府志》、《贵阳府志》即谨遵此例。光绪《黎平府志·艺文志》即便没有按文体收录作品，但在开列著述目录前亦大量全文载录皇帝上谕。这些散文编纂自然是封建统治忠君思想充分体现，同时也反映清代封建统治对文化思想领域之严格管控。此编纂思路至民国时期发生转变。如民国《续遵义府志·艺文志》卷33收录全文作品时虽然首列的是敕制文，但数量明显减少，只有3篇，分别为袁桷代拟的《资德大夫绍庆珍州南平治边宣慰使播州安抚使侍卫亲军都指挥使上护军杨汉英赠推忠效顺功臣银青荣禄大夫平章政事柱国封播国公谥忠宣》和《杨播国公妻田氏遵义郡夫人加播国夫人》，王构代拟《播州杨邦宪赠谥制》，此3篇敕制文全为元代文人代拟，主要涉及与播州相关的历史人物杨汉英夫妇、杨邦宪的赠谥。这与清代贵州方志艺文志首列大量皇帝敕谕的做法明显不同，不但淡化了封建帝王因素，也表明随社会政治发展，皇帝的敕谕文至民国时期已经没有应用场所，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故除民国《续遵义府志》外，其他民国贵州方志艺文志的散文编纂亦不再将敕谕类作为重要文体而进行收录。二  奏疏类文体之编纂：边省治理的思考与举措奏疏，是大臣对皇帝的进言，属官吏对上之建言献策。明代贵州方志艺文志对奏疏是不重视的，不但将这种文体排列在后，而且收录数量极其有限。嘉靖、万历《贵州通志·艺文志》都只收录提学谢东山《建盘江河桥疏》一篇：头兰故地，尾洒新亭。水绕盘江万里，东驰海峤湍流。束峡两涯，下俯冯夷。孤航才受两三人，旅客每劳昏晓候。黄茅瘴起，魂销贵竹之程；僰道烟横，望断长安之日。欲教坎窞为平地，须易舟楫以桥梁。何官府执匮乏以为辞，而小人乘险危以为利。悠悠作道旁之议，凛凛为徼外之虞。今遇巡抚刘公，轸念时艰，力行王政。远惟蒲津系缆，开元尚倚于铁牛；近羡澜沧引绳，壮观犹多于金马。爰引刍荛之一得，更添人鬼之佥谋。巨石中流，名称虎跳；崇基近岸，势便鸠工。用倾府藏之资，经始恢宏之制。仍赖多方助役，剩期一举成功。人人任占八福田，荡荡平铺五尺道。彩虹嶻嵲，无分春夏秋冬；乌鹊参差，那限东南西北。看取杜元凯举觞之乐，何如郑子产乘舆之恩。此名为疏，实为纪功颂德。赞美巡抚刘公修建盘江河桥的功绩。全文采用四六骈体形式，首先渲染盘江之地势险恶雄峻以及交通不便，次叙巡抚刘公体恤时艰，倾心力行集资修建河桥，最后讴歌建桥的功效与美德。收录骈体文疏奏，这在贵州方志艺文志中算比较有特色的。可能这也是明代贵州方志编纂者的文学观念的体现，因为其将那些没有骈体特征的奏疏几乎都放在《经略志》中收录。显然，史志编纂者的文学观念，对方志艺文志的文体收录产生较大的影响。到了清代，对奏疏类文体的文学性要求明显降低，而注重的是这类文体的政治属性。康熙《陕西通志》凡例云：“艺文……奏议关系最重，非有宣公之心，不能为宣公之言，今于前代奏疏后，即缀本朝本省奏议，谓其心有一揆，许以先后接踵尔。”这里明确强调方志艺文志编纂对奏议的重视。故清代贵州方志艺文志中，疏奏地位明显提升，其排列顺序仅次于皇帝敕、谕、诏之后，且数量明显增多，内容也十分丰富。例如，康熙《贵州通志·艺文志》收录明代疏奏13篇，分别是王宪《请忠烈庙南公祀典疏略》，王琼（乾隆《志》作邹文盛）《叙捷疏》，杜拯《议以楚卫增贵州疏》，田秋《请开贵州乡科疏》《补遣策疏》，邹元标《吏治民瘼疏》，林乔相《请广额疏》，郭子章《开平越新疆疏》《题设府州县疏略》《题设新贵黄平等学疏》，李时华《题增设县学疏》，萧重望《题奏缺漏申侍御土木堡忠臣庙名位疏》，冯晋卿《题表吴氏节烈疏》。从题目就可以看出，这些奏疏，都是关于贵州政治、文化建设的建议与措施，具体可分为行政区划设置与建设、忠义节烈倡导与旌表、教育发展改革与措施等。其中很多奏疏，对贵州文化发展至关重要。例如，田秋《请开贵州乡科疏》：臣秋，原籍贯贵州思南府人。窃惟国家取士，于两京十二省，各设乡试科场，以抡选俊才，登之礼部，为之会试。然后进于大廷，命以官职，真得成周乡举里选之遗意，所以人才辈出，视古最盛。惟贵州一省，边在西南，未曾设有乡试科场，止附云南布政司科举。盖因永乐年间初设布政司，制度草创，且以远方之民，文教未尽及也。迨今涵濡列圣休明之治教百五十余年，而亲承皇上维新之化又八年于兹，远方人才，正如在山木得雨露之润，日有生长，固非昔日之比矣。臣愚谓开科盛举，正有待于今日也。且以贵州至云南，相距二千余里。如思南、镇远等府卫至云南，且有三四千里者，而盛夏难行，山路险峻，瘴毒浸淫，生儒赴试，其苦最极。中间有贫寒而无以为资者，有幼弱而不能徒行者，有不耐辛苦而返于中道者，至于中冒瘴毒而 疾于途次者，往往有之。此皆臣亲见其苦，亲历其劳。……旧额二省共取五十五名，云南三十四名，贵州二十一名。臣请于开科之后，量增数名，以风励远人，使知激劝，则远方幸甚。作为一名曾经赴云南参加科举考试的贵州人，田秋深知本省没有独立开科乡试的艰辛。其以自己亲身经历，结合贵州特殊地理位置以及云贵之间艰难险途，陈述贵州独立开科乡试的好处，与之前未独立开科的种种弊端。田秋上此奏疏时间是嘉靖八年（1529），之前贵州乡试一直挂靠在湖广、云南，贵州人得远赴外省参加乡试，路途遥远，行程艰险，花费巨大，严重阻碍贵州人才选拔，自然也滞后贵州文化之发展。经过田秋等一批人不懈争取，明朝终于在嘉靖十六年“从巡按王杏请定贵州本省开科乡试”。康熙、乾隆《贵州通志·选举志》载有明代贵州进士名录，以嘉靖十七年戊戌为界，之前明代169年中就试湖广、云南中进士者只有29人，而独立开科乡试后的106年中，贵州中进士者73（乾隆《贵州通志·选举志》比康熙《志》多崇祯庚辰科1人）。明代贵州开科乡试后中进士数是之前就试湖广、云南时的2.5倍。这充分说明田秋《请开贵州乡科疏》的重要意义。与康熙《贵州通志·艺文志》较，乾隆《贵州通志·艺文志》在收录明代奏疏时有所增减，如田秋，继续收录其《请开贵州乡科疏》，新增《请预筹流民疏》，删除《补遣策疏》。新增李化龙的《平播疏》《播地善后事宜疏》，充分说明清代以来对边疆治理意识的加强。收录前代治边奏疏，无疑是给当代提供借鉴。特别是李化龙《播地善后事宜疏》，涉及贵州部分区域经历巨大战事后的恢复事宜，包括12事：复郡县、设屯卫、设兵备、设将领、丈田粮、限田制、设学校、复驿站、建城垣、顺夷情、正疆域等。这些是明代经过平定杨应龙反叛之后得出的治边经验，也是清代值得借鉴的边疆治理方略。清代自康熙始，对边疆治理十分重视，特别是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逐渐推行之深水处，清廷与边省少数民族的矛盾凸显，康熙、乾隆、嘉庆都有对贵州用兵，如何保持边疆地区的稳定，明代李化龙的奏疏无疑可提供重要借鉴。清代贵州方志收录清人奏疏数量亦不少，其主要内容与收录明代的奏疏相似，核心都是围绕着边省治理，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治理而选择。例如张广泗《议覆苗疆善后事宜疏》《苗疆告竣撤兵疏》，其主题以及一些措施实质与李化龙《播地善后事宜疏》一致，都是平乱后的边疆治理方略。收录奏疏，在民国贵州方志艺文志中继续得到体现。如民国《续遵义府志·艺文志》、民国《余庆县志·艺文志》等均有收录奏疏类文体。民国《余庆县志·艺文志》说：“奏疏议论，未尝不炳炳烺烺，一挥万言，皆经世之文，历千载而不磨灭也。”此说明民国贵州方志艺文志之所以收录奏疏类文体，正在于其“经世”的政治色彩。三  记类文体之编纂：社会发展的实录与成效记类文体作品，在贵州方志艺文志中收录是比较多的，而且分类与思考也是最成熟的文体之一。嘉靖《贵州通志·艺文志》收录记类作品38篇，按行政区划来收录，稍显凌乱。万历《贵州通志·艺文志》中的记类作品放在《艺文志》之首，且分为记上、记下两部分，共98篇，每部分又细分多类。记上部分有题名类18篇、黉序类23篇、祠院类7篇；记下部分有建修类17篇、亭馆类13篇、胜概类10篇、纪功类4篇、杂记类6篇。这些分类主要是根据记类作品的具体内容来划分的，分类细致，收的数量较多，有些篇幅很长。如此细致的分类，大量收录，足见贵州方志编纂者对记类文献的高度重视。这种编纂思想，有其时代特征。例如，嘉靖《常德府志·艺文志》收录诗文次序与数量为：记21篇、序7篇、祭文1篇、书2篇、言1篇、辩议2篇、赋咏。其先列散文，后列诗赋，首列记类，且数量绝对高于其他散文文体。这种诗文编纂是有明确思想做指导的，故嘉靖《常德府志》卷18《艺文志》云：“文以载道。艺文之首《纪述》，固理道之攸寓而政治之得失系焉，非但存建立岁月与作者之名氏焉耳。”这里，揭示首列“记”类文体的原因，那就是记类文体寓含理道，且关系政治得失。这种编纂原则发挥的是文以载道作用。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嘉靖《贵州通志·艺文志》收录散文文体时，记类数量最多，而万历《贵州通志·艺文志》不但首列记类文体，且收录数量近百篇，遥遥领先其他散文文体。明代贵州方志艺文志所收录的这些记类作品，蕴含丰富的贵州历史地理、教育文化等珍贵资料，是考察贵州社会政治与历史文化发展的重要依据。例如，范汇《八番顺元宣慰题名记》：八番顺元，相传为夜郎牂牁之表，殆古鬼方之境欤。蛮獠种落杂处，叛服不常。入我国土军徇地，诸部悉归顺。始置宣慰使都元帅府总戎以镇之，更贵州为顺元，屯驻城中。领万户府一，镇抚司一，安抚司十，长官司五。而顺元、思、播三宣抚地，皆听抚镇，其任可谓重矣。然而四外督土官相袭，或有争则境内寇夺乘衅，道路欲塞。又外连南诏、岭徼、两江、溪峒，侵削斗阅，往往有之。阃政相驰，即戒不虞，故官于阃府者，号称才难。至正十年秋，宣慰司都元帅完泽公以省台宿望，仁勇兼著，莅政未数月，号令肃然，旌旗为之出色。于是纪纲立，法度行，百废兴。而大府未有题名之石，实亦缺典，何以昭劝惩，乃命立石。属余次序而题著之，将镌刻以候来者于无穷。及考诸闻见，始自开辟以迄于今，至于边政之得失，才谞之崇卑，则人心公论，在将历指而议之，可不惧哉！此题名记，述说八番顺元宣慰司的演变历史，以及其下辖行政区划情况。还涉及八番顺元宣慰司的风土人情，以及宣慰司都元帅完泽公治理政绩。题名勒石，实际起到昭劝惩的警示作用，告诫历代郡守，以边政为己任，因为政治得失必定会有后人评议的。又知府李濮《贵阳府题名记》：贵藩省会，故无郡治，隆庆三年己巳，徙附郡程番而更置之，其事则宪伯纬川冯公记之详矣。初，贵之列郡，官不必备，因其简也。兹郡附省，事务稍剧，则官联具列焉，意重首郡耳。是年孟冬，予承乏首莅其事，寮采以次，而至又逾三祀，制度渐备，骎骎然与内地相埒矣。佥谓立石题名，制不可缺，知其颠末者莫予，若当自系数语，以弁诸首，予则何言哉？尝闻今之郡牧，古刺史职也。宣德达情，缉绥纠正，百责萃焉。矧附居省治，诸当道日，临之贤易，知否易訾。且又创置方新，纪法未具，处军夷之杂扰，无州县之联属。居是任者，其艰理之势，较他郡岂不倍哉!思其艰，图其易，谨厥始，虑厥终。予固不敢自诿，亦不能不为同事及将来者望也。于此而不有以纪之，则稽核无资，监观无措矣。于政治何裨乎？夫知官秩之不可以无纪，则当思纪之不可以为易，使其纯然而可为后人之观法也。则于斯石为有光矣。则凡所以守身与物之间，用人行法之际，固哲人之所择也，充是心也，则自今以往，当必有瑰玮卓荦之才，以开大其治懋建俟树屏之绩，成深远能迩之功，易夷俗而媲中州，重光叠盛有，非记之所能尽者矣。今日之记岂徒秩官爵叙名氏著乡土，以为一时之荣观尔乎！同寅诸君以予言为然，遂命工刻之。此题名记与前引范汇文章一样，不是以著录官爵名氏为重，而是以阐述贵阳府郡治之责任为核心，反覆论述强调，娓娓叮嘱，所有的目的在于希冀历任知府以建树易俗为己任，尽职尽责，时时以刻石督促自己。黉序类则主要是记载学校教育情况，纪事色彩浓郁。例如，江东之《贵阳府新建儒学记》：明兴二百年来，声教丕隆，蒸沦翔洽，讵惟函华鞶帨，即穷蕃荒服，亦胥渐被。盖家弦户诵，其磅礴匪朝夕矣。黔中古西南夷地，自高皇帝辟干肇造后，遂得列为藩服。虽治杂汉夷，乃百司庶政概视两都诸省有差无异，而贵阳尤黔省首郡，故牂牁程番地，更始于穆考御极之三年，明年秋始设学，如令甲一时规橛未备，姑就阳明书院改署明伦堂，群博士弟子员讲业其中，若圣庙贤庑，所为瞻礼陈乐也者，则第因宣慰而贵阳附焉。夫使邑学隶府，犹曰俭制，岂其改郡改名而于弘风训典之要地，顾让而未遑耶。大都崇儒表正，在朝廷作兴倡率，在有司而尽制备物，又自有时为之耳。万历甲午春，当事者始兴创建议，遂于会城门北得吉壤焉。昔为蜀行都司，今割入黔，偃武修文，实相迭运，固山川灵秀所钟，最胜之遗而都人士所注念已久，于是鸠工御石，经始告成，亦阅三年于兹，会余被命抚黔，下车首谒宣师，瞥见庙貌鼎新，丹楹刻桷，云构翼屹，怪而问之，乃知昔也有待。今始考焉，时乎渐次，莫或亟之。余徘徊凝睇，自公宫以至堂奥，若两庑祠斋，圜桥亭阁，悉中程度，且也地不烦改辟，用不伤公帑，民不废时务，制不逾泰靡。问谁赞助则分藩郡邑，问谁经理则更老荐绅而黉序之。能事毕矣。……遂谋之刘守，而勒之于石。此叙明代贵阳府新建儒学始末，反覆论述，核心在于弘扬儒教，通过不断创建官学教育体系，来传播儒学，希望能有一天，使贵筑变成邹鲁。于此也可知，明代儒学在贵州传播的具体表现。这也是贵州文化能不断发展的重要动因。记类中的修建类，主要是对府署、城池、桥梁等修建的记叙，如刘秉仁《都匀府重修郡城记》、陈尚象《麻哈州新建惠民桥记》、陈南星《重修思南府署记》等。此类作品在纪事的同时，也有一定的歌颂政德色彩。亭馆类作品，主要描绘一些人工建造的亭台楼阁等著名场所，如王守仁《君子亭记》《玩易窝记》《月潭寺公馆记》等，颇具浓郁人文内涵。胜概类作品，主要描绘一些著名自然景观，如焦希程《云龙洞记》、田汝成《清平天然洞记》、祁顺《镇远游西峡记》等，有一定纪游色彩。纪功类作品，主要是歌颂封建统治所谓的“平蛮”“平苗”“平夷”的战功，这实际上是封建王朝对贵州少数民族的镇压与征讨，是以武力为手段的一种政治文化输入。杂记类作品主题不统一，涉及社会生活多方面，如李学一《马政所碑记》谈的是马政事宜，田秋《少参蔡公潮生祠记》实为人物传记，王世贞《胡佥宪二义仆记》宣扬的是封建时期仆人对主人的忠义。乾隆《贵州通志·艺文志》收录记类作品较多，有3卷，但其又作进一步区分，卷40为记，卷41、42为碑记。将碑记独立出来，这是清代金石学不断发展的产物。划分记与碑记，这是文章载体方面的区别，既体现方志编纂者文体观念的发展，也说明至清代贵州石刻文献的繁荣。而乾隆《贵州通志·艺文志》卷40的记类作品，内容上没有超越万历《贵州通志·艺文志》，也没有前者的进一步归纳与细分。有很多篇章也是对前者的重复收录，故也不再赘述。其他清代的贵州方志，对记类作品的收录，应该说在《艺文志》各文体中一直是比较多的。例如，嘉庆《黄平州志·艺文志》共3卷，其中第9卷除第1篇外，其余全部是记类作品，占整个收录作品的三分之一。道光《贵阳府志·文征志》收录记类作品有5卷之多，仅次于诗类作品。道光《大定府志·文征志》记类作品分上下卷，仅次于诗歌作品。整体看，清代中叶以后，贵州方志艺文志收录的记类作品从细目分类和主要内容上看，基本上没有超越万历和乾隆《贵州通志·艺文志》所载录的记类作品，而且记类之下细目的划分看，后来的方志也没有万历《贵州通志·艺文志》那样详细。但后来贵州方志艺文志收录的记类作品，也有跳出万历《贵州通志》思路的，例如，道光《大定府志·文征志》收录黄元治《平远风土记》，宋起《威宁风土记》，田雯《苗俗记》，这些记类作品均没有在万历《贵州通志·艺文志》的记类文体细目中。风土记是清代兴起的一种新兴文体，于此亦可见贵州方志艺文志作品收录，是随着文体发展变化而有所调整。另，道光《大定府志·文征志》收有廖大简的《贞女记》：贞女者，毕节县黄绳谋女，邱文熊妻也。少娴《内则》，通《孝经》章句，读《列女传》，能属文。及笄，婚有日矣。文熊随宦河南宝丰县，以疾卒。女闻讣，泣血久之。文熊柩归，女泣告逾父，请于舅姑，自为文以奠，斩衰而哭之，辞甚哀。其文曰：“呜呼!惟君髫龄，实为我仪。未经定情，旋即辞世。命之维艰，至于斯极。妾以弱质，少依父母，行年十七，礼聘于君。命遭迍邅，昊天不吊。君适豫省，因病殂谢。伤哉闻讣，念兹伶仃。维日饮血，晨夕摧心。依身慈母，荏苒五载。今母又逝，此身何依?触景涕零，何所控诉。呜呼！夫子，君以成童，妾以少女，未侍巾帨，旋见夭折。生不见面，死不见棺。顾影茕茕，情何以堪！君之灵车，今返乡土。心有所系，身有所属。于是涕泣于父母膝前，吁恳于翁姑堂下，乃命衰绖，匍匐灵帷。呜呼！夫子，于今已矣。瞻帏寂静，呼号无应。惟是父母之命，始之终之。继自今，惟以未亡人之身，谨代子职，事奉翁姑 以终罔极。君如有灵，其知也耶?”女自誓不嫁，归邱氏，奉舅姑，修妇职惟谨。廖大简论曰：或云，《礼》，女未庙见而死，归葬于母氏之党。示未成妇也。又《周官》，媒氏掌万民之判，禁嫁殇者。未闻夫死而终不嫁者。岂古人不之重欤？曰：非也。圣人以五礼防万民之伪而教之。中期通乎人之情而已。不苦人以所难，未昏而不嫁，人之所难也。倘能矢其志而遂其愿，又何非君子之所取耶？是在《恒》之《大过》曰：“恒其德，贞，妇人吉。”圣人取其从一而终也。如卫之共姜，《柏舟》自矢，曰：“之死靡他，之死靡慝。”贞女其早有感于此，而必能安其志而恒其德也。谨记其事，以告诸采风者。这是一篇碑记，实际上也是一篇妇女传记，若换成题目《贞女传》，是根本没有区别的。如，道光《仁怀直隶厅志》卷19《艺文志》收录陈熙晋《包贞女传》：贞女包氏者，四川合江人包大玉女也。女性朴谨，不苟言笑。生数岁而大玉殁，育于其母夏氏，字同邑杨春英。未几，春英随其父迁贵州之仁怀厅。女年及笄，而春英凶问至。仁怀故与合江接壤，女闻哀痛不已，欲奔春英丧，其母与兄难之，数谕以道远难赴而止。女誓不他字。母兄不能强及。母殁，女哀毁逾礼，矢志益坚。依兄嫂纺绩度日，年七十一卒。论曰：《曾子问》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婿齐衰而吊，既葬而除之。”夫死以如之。夫未婚而夫死，在女子不可谓未成，夫吊服则斩衰也。既葬而除者，圣人酌求其天理人情之不得已而言。论其至则妇人不贰斩也，今贞女于杨氏子之死，未尝奔丧，且终其身未尝至夫家。疑《礼》经所未有。呜呼！泰伯、伯夷、叔齐，何尝一日立于商之廷，而孔子亟称述之者，何哉？亦论其志而已矣。仁怀至合江城百里而近，余至仁怀访贞女之夫家，无能道其姓氏者。幸《合江志》载其事，遂为之传。夫贞女一孱弱女子耳，不以生死易其志，殆将与采药之逋臣，采薇之大老同不朽，岂不难哉！岂不伟哉！此贞女传的内容和叙述模式与廖大简《贞女记》毫无二致。都是对妇女贞节之高度赞美，并从个案现象升华至封建礼制高度，其移风易俗的教化目的十分明确。有些散文文体分类虽不同，但实质内容与结构模式则完全一致。道光《大定府志·文征志》中，还有罗英《乡征记》颇有特色，记叙康熙初，吴三桂叛乱，其听说长子湘琳被逃兵所杀害，于是还乡寻找湘琳尸首。《乡征记》就是记录他这一段还乡历程，其“闻长子湘琳为逃兵所害，英因还乡求湘琳，乃作《还乡记》，备述乱离事，其言切中时弊，后大吏采其言陈于朝，卒罢卫置县”。这种记类文体，相当于纪事，又杂有日记色彩，在之前贵州方志艺文志收录的记类文体作品中根本没有。而且，正是因为罗英的这篇记类作品，直接导致清廷撤掉毕节卫，改作毕节县。于是亦可见文学作品对政治发展的影响作用。四  传类文体之编纂：人物品行的楷模与褒扬方志艺文志所收录的传类文体作品，实质上与方志人物传中的文章没有本质区别。因此，贵州方志艺文志中的传类作品，其性质实际上是属于人物传记。方志的人物传记，主要是记叙一方之重要人物的生平与事迹，起到褒扬忠烈，推崇名节，移风易俗之教化作用。这种编纂思路，自明至民国，都一直在贵州方志中得到较好传承。贵州方志艺文志中的传类作品主要分为3类，一是著名官吏与乡贤，二是忠义之士，三是节妇烈女。例如，康熙《贵州通志·艺文志》载明扶纲《少保忠介邹公元标纪略》：公讳元标，号南皋，江西吉水人。登万历丁丑进士。观政吏部。一日早朝，见廷杖者，问故，有人答曰：此书生妄议江陵相夺情事，杖之固宜。公啧啧称羡，退而自计曰：吾幸读书，知重纲常，有以律己。又幸而第，当以匡维国事为任。吾得与诸言者同杖，足矣！密自草疏上之，大忤，有旨廷杖，既杖，江陵犹憾，未置论，戍都匀。道由九江，计抵吉水，甚近，公过弗问，明时谪官得持故官体统，即有编籍军伍，惟其名而已。彼处官司，不得绳之以法。公笑曰：此非所以尊朝廷也。奉法无稍逾。初，就张忠简公读书堂居焉，谓问月楼可当天禄阁，备加修葺，廓而大之，为鹤楼书院。进匀庠诸生，讲习其中。文衡徐公为更建云龙书院，扁其堂曰：天地正气堂。表其坊曰：理学名儒坊。公当蒙难窜徙时，徐公独能阐扬隐，亦足传矣。徐公，讳秉正，谓公深明程朱，正派宜为学士，大夫宗于是，匀士翕然归之，号云龙社。陈公尚象时为诸生，独能得公要领，居六年引掖后学如一日，家数千里，母老，恒异一见，公乃移家来匀，若将终焉。常与尚象辈言朝廷事，辄慷慨悲歌，义形于色。至处日用之间，惟种蔬自给，无戚戚容，远近士流负笈趋风，会有召起，授吏给改小天官丞，晋同卿，擢侍郎，终左都御史，卒赠少保，谥忠介公，文章事业可纪者众，兹仅摘其戍匀所有事以备明史之不及，盖终始公之辞云。邹元标，明代理学名家，因贬谪至贵州都匀。这里叙述邹元标贬谪之原因以及到达僻壤都匀后的所作所为。其一，效法张翀，建鹤楼书院，提升当地教育质量。其二，组织云龙社，奖掖后生，培养了如陈尚象等才俊。其三，立志在黔南建构理学名堂，不为贬谪而呈戚戚之容。此传主要叙述邹元标与都匀相关事宜，于此可知，理学是如何传播之西南僻壤。同时，深刻认知贵州文化发展的重要原因，那就是一大批游宦贵州的客籍文人，特别是一些著名学者，通过改变贵州教育条件，提升当地文化水平，为贵州培养大批高素质人才，直接推动了贵州文化之快速发展。又郭子章《黔记》、康熙和乾隆《贵州通志·艺文志》均载郭子章《参政李公渭传》：李渭，字湜之，思南府人。公生有异质，十五病肺，屏居小楼，溽暑，散发箕踞。父中宪公富，以“毋不敬”饬之，即奉而书诸牖，目在以资检束。第觉妄念丛起，中宪又以“思无邪”饬之，又奉而书诸牖，久之而妄念渐除，恍惚似有得。及下楼与朋友笑谈，楼上光景已失。于是专求本心，未与人接，自问曰：“如何是本心?”既与人接，又自问曰：“本心是何如?”嘉靖甲午举于乡，萧然布素，计偕以一仆自随。读《孟子·伊尹耕莘章》，则曰：“尧舜君民事业，自一介不取始，交际岂可不谨?”癸卯，蒋公信视学贵州，公谒之，因陈楼上楼下光景。蒋公曰：“楼上是假，楼下与朋友谈笑却真。”至一介不妄取，蒋公曰：“此犹然楼上意思在，硁硁然小人哉!”公愧甚，以为学十四五年，只成得一个硁硁小人，不觉面赤背汗淋淋也。由华阳知县、和州知州擢高州府同知，至则谒湛甘泉先生于嵎峒中，尝宿廉州公署，梦三蛇绕身，亟挥杖，蛇乃走。诘朝，合浦吏以美珠进，化州吴川吏以兼金进，公皆叱之。笑曰：“三蛇梦破矣，金珠非宝，固吾人蛇蜗哉!”擢应天治中、南户部员外郎，知韶州府。先是，韶有二源之役，萑符之警未殄，公集诸僚谕之曰：“夫子告康子‘不欲’二字，千古弭盗张本。倘多欲则身为溪壑，竭民膏脂不足以填，百姓安得不盗?弭山中之盗易，弭心中之盗难，敢忘自责!”闻者悚息。入觐，过麻城，从楚侗先生登天台。楚侗示八语：“近道之资，载道之器，求道之志，见道之眼，体道之基，任道之力，弘道之量，达道之才，八者阙一不可。”对曰：“渭于八者，独愧见道眼未醒耳!”锲“必为圣人”四字印而布之海内。尝曰：“孔子‘无意’，孟子‘不学、不虑’，程子“不着纤毫人力’皆是不安排。知‘毋意’脉路，即日夜千思万索，亦是‘毋意’。知毋纤毫人力脉路，即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如此用力，实无纤毫人力。学是学，此不学，虑是虑，此不虑，知得不学、不虑脉路，任人只管学、只管虑，都是不学、不虑。”擢滇左参政。近溪罗公为屯田使，公至与之合并精神，学益进，自言：“予昔日工夫亦有起灭，被近溪大喝，通身汗浃，从出这身汗。自是欲罢不能。”所著有《先行》诸集藏于家，《大儒治规》行于世。李渭，是走出贵州的理学名家。此传，详细记叙李渭如何成长为一代名家。事例生动详细，通篇采用记录李渭言行的方式，真实感人，颇具说服力。据此不难发现，勤奋学习与严于修身，是成为思想家的基础，而在真正政治生活中，只有深入思考，严于律己，不断将自己提升至一个更高境界，方才能成为大家通人。这里，用事实揭示了贵州一代名家的成长经历。又如，康熙《贵州通志·艺文志》载吴中蕃《守棺孝子传》：贵阳人，不知姓名，天启壬戌，安叛围省，城外居民争入城以避。孝子居郭外独守其母棺不去，贼至城下，义之，不加害，后饿死于柩侧。论曰：人生难忘者，父母也。父母之爱其子，甚于自爱其身。使其子而遇水火盗贼焉，不惜以其身救之。至于子，则不必尽然。非其忍于亲也，以其身为父母之所爱，一旦捐而殉之，是与于不孝也。此曲体亲心之说胜也。若夫守棺之孝子，其心则异是。孝子曰：“吾亲之棺在，是即吾亲在是。今贼锋已近，吾亲之魄得无恐乎？吾舍之而去，是舍吾亲也。吾不忍舍吾亲，则终守之，柩存与存，柩亡与亡，如是而已，安知其他。”乃贼义之而不害，贼亦自有其亲耳。然何以不周之而听其毙，此其所以为贼也。蔡顺，母终未葬，里中火发，逼顺舍，顺抱棺哀哭，火遂越烧他舍。贼曾火之不若乎？意孝子必有不义贼之食，而弗食，故贼亦听其死，而不之救也。彼入城以避者，卒不免于饿死，而孝子亦饿死，其饿死则同，而所以饿死者则大异矣。使孝子而臣，必能为负幼帝之陆秀夫；使孝子而友，必能为甘冻死之羊角哀矣，吾不知孝子之姓名也，但表其为守棺之孝子，以为凡为子之劝。此传的论述对象只是一个无名小卒，且真正的传文也很简短。讲的是一个孝子在动乱中守在母亲的棺柩旁不离不弃，直到饿死。事情并不复杂，但此事经过吴中蕃的一番评论与分析，该事件立马被上升高度，臻至舍身成仁的境界。作者设身处地分析守棺孝子的心理，认为导致孝子不忍舍去的根本原因在于子女对父母的孝义。最后吴中蕃感叹，当时动乱中城内城外饿死者不少，但之所以饿死的原因却大有区别。作者高度赞扬守棺孝子的道德节操，如此推崇，并被收入方志《艺文志》，其移风易俗的风化目的十分明确。类似的，万历《贵州通志·艺文志》收录的余忠《胡知府死节传》，敖宗庆《长官官李盤死节传》是从忠烈方面赞扬臣属的忠心。此外，贵州方志艺文志收录妇女传记较多，主要记叙妇女贞节，如万历《贵州通志·艺文志》载胡松的《李节妇传》，余忠《王烈女传》，李承露的《薛母贞节传》、乾隆《贵州通志·艺文志》载钱邦芑《三节妇传》，陈龙岩《王节妇刘氏传》，卫既齐《梅节妇李氏传》，张大受《节妇余氏传》，福庆《杨节妇孙氏传》等。传类文体，在贵州方志艺文志的收录，乾隆《贵州通志》达到高峰。乾隆《贵州通志·艺文志》一共收录传类文体作品23篇，是所有贵州方志中收录传类最多的。这可能与当时朝廷的修志思想有关系。雍正六年（1728）《上谕》：“《一统志》总裁大学士蒋廷锡等奏言：本朝名宦人物，各省志书既多缺略，即有采录，又不无冒滥，必得详查确核，采其行义事迹卓然可传者，方足以励俗维风，信今传后。请谕各该督抚，将本省名宦、乡贤、孝子、节妇一应事实，详细查核，无缺无滥，于一年内保送到馆，以便细加核实，详慎增载。得旨：朕惟志书与史传相表里，其登载一代名宦人物，较之山川风土尤为紧要，必详细确查，慎重采录，至公至当，使伟绩懿行，逾久弥光，乃称不朽盛事。”可见，雍、乾时期，中央政权对方志编纂中采录名宦、乡贤、孝子、节妇事迹的高度重视，而这些在方志传类文体中得到最好体现，其目的自然在于“励俗维风”的政教指归。其后，贵州方志艺文志收录传类作品，逐渐减少，如嘉庆《黄平州志·艺文志》收录7篇，嘉庆《正安州志·艺文志》、咸丰《正安新志》均未收传类文体作品。道光《贵阳府志·文征志》收录作品十分丰富，但传类却只有3篇。而以收录作品数量著称的道光《遵义府志府志·艺文志》根本就没有收录传类文体作品。民国《续遵义府志·艺文志》收录传类文体作品4篇。道光《大定府志·文征志》收传类作品1篇。这可能是因为方志编纂在人物传中已经大量载录一方历史人物资料，例如，道光《大定府志》设置《惠人志》《俊民志》共17卷专录大定府人物，其中又分细目《职官传》《耆旧传》《忠节传》《循吏传》《孝义传》《列女传》等，清廷所要求方志编纂弘扬名宦、乡贤、孝子、节妇的全在其中。为避免重复，故方志艺文志中不再将传类文体作重点收录。同时也说明作为一种独立传播的文体，晚清以来，传类在贵州方志艺文志中呈逐渐退出态势。五  方志艺文志散文文体编纂的嬗变及其政教内涵明代，中央政权十分重视方志编纂，先后两次由朝廷颁布方志编纂凡例，即《明永乐十年颁降凡例》《永乐十六年颁降纂修志书凡例》，中央政权对方志编纂的介入，使得明代的方志编纂体例逐步统一。永乐间两次颁降方志编纂凡例，其中均涉及对诗文的收录要求。《明永乐十年颁降凡例》“诗文”条云：“自前代至国朝，词人题咏山川景物，有关风俗人事者，并收录之。”这里专门强调收录的诗文作品须有关风俗人事，但对于收录诗文的次序、首列文体以及收录重点却并无规定。《永乐十六年颁降纂修志书凡例》云：“诗文先以圣朝制诰别汇一卷，所以尊崇也。其次古今名公诗篇记序之类，其有关于政教风俗，题咏山川者并收录之。浮文不醇正者勿录。”这里，在继续强调收录诗文须关政教风俗的同时，特别对“制诰”类文体要求首列并单独成卷，显示明代方志艺文志编纂对诗文收录政教色彩的不断强化。同样，这里也没有对“制诰”文体之外诗文的收录次序及重点作硬性要求。清代，中央政权对方志编纂亦十分重视，雍正等有颁令全国各省纂修通志，特别是为了《大清一统志》的编纂，要求各府州县及时新修方志。清代方志编纂，对诗文作品的收录，其大体原则与明代一样，如前文所引雍正六年修志上谕，重点强调的是有关政教风俗。又如清代康熙《陕西通志》凡例：“艺文自当依代顺序，但御制为本朝大文，故列于古帝王师相之前，尊君父也。艺文佳篇充栋，今之所选，皆兰台、石室秘笈，宁约勿博，分为礼、乐、射、御、书、数六本，皆在孔门六艺之科，此志书分类之意也。奏议关系最重，非有宣公之心，不能为宣公之言，今于前代奏疏后，即缀本朝本省奏议，谓其心有一揆，许以先后接踵尔。”此明确要求将“御制”首列且单独成卷，显示清初方志编纂的尊崇中央王权之政教意义，与永乐十六年（1418）颁降志书凡例要求“制诰”首列且单独成卷的目的完全一致。但清初方志编纂，同样没有对诗文收录的次序以及收录作品的重点作硬性规定。故清初最早编成的《陕西通志》《河南通志》均在首列“御制”之后，紧接着收录的是诗、赋，而散文类文体均排在诗歌类文体之后。其实，明清方志编纂，虽然有朝廷统一编纂体例要求，但对诗歌与散文之间的收录顺序，以及首列文体、收录重点等也没有固定，故明清时期方志编纂的诗文收录情况也存在复杂多样性。但若对比同一区域前后编纂的方志，可以发现其中诗文收录还是有一个共同的发展趋向，即由先列诗歌，后列散文的次序，逐渐改变为先列散文，后列诗歌，且散文的收录，也逐渐固化为首列敕谕诏诰等御制类作品，而其余收录均多以奏疏、记类等为重点，且数量明显绝对超越其他散文文体。云南地区的几种省志，从明至清，发生的变化是：其一，诗文次序发生互换，由明初的诗歌在前，散文在后，逐步变成散文在前，诗歌在后。其二，逐渐固化成首列御制，先列散文，后列诗歌的体例。其三，收录敕谕、奏疏、记类等数量明显增多。奏疏、记类等文体都是政教色彩最强的文体。此体现的是方志编纂政教思想的强化。故康熙《云南通志》“凡例”说：“艺文首重诰敕、奏疏，次则取大兴除、大建置有关国计民生，可为滇之法戒者登之。若杂文诗赋，惟择其言尤雅者，以畅流览之情，鼓风雅之致。其或无关于滇，虽工弗录。”该志《艺文》也说：“今采有关政教者咸备录焉。”四川地区方志收录诗文的变化与云南基本一致。贵州亦然，无论是省志，还是府志、州志，诗文收录的次序都发生了从先诗后文，到先文后诗的变化，且逐渐固化为首列勅谕，次列奏疏、记类等散文，后列诗赋的模式，并且这种编纂思想在民国时期仍然有较大影响，故民国《余庆县志·艺文志》说：“奏疏议论，未尝不炳炳烺烺，一挥万言，皆经世之文，历千载而不磨灭也。……至里巷歌谣，有关乎世道人心者，轩之史卒皆採择，以觇一时之风化，则艺文志胡可阙！”贵州方志艺文志先文后诗的编纂变化，大约在明代后期方志编纂中开始逐渐突出。例如，嘉靖《贵州通志·艺文志》文体编纂的次序是：诗类、序类、书类、赋类、文类、赞类、跋类、歌类、谣类、疏类、颂类、记类、墓表类（含挽诗）。不难发现，这种编纂是诗、文混杂，记类收录38篇，在散文文体作品中最多，却被放在最末，而将文学性最强的诗类作品摆在第一位，足见当时省志编纂者政教意识不是很强烈。这种现象，在万历《贵州通志·艺文志》的编纂中发生明显改变。万历《贵州通志·艺文志》文体编纂次序是：记上、记下、传类、序类、解类、赞类、引类、书类、文类、檄类、疏类、跋类、语类、铭类；诗类、赋类、颂类、歌类、行类、谣类、箴类、夷字演、书籍录。与嘉靖《贵州通志》相较，万历《贵州通志·艺文志》编纂的明显变化有：其一，将反映社会治理记录与成效的记类文体升至第一位，且收录数量达到98篇，远远超过之前的记类文体数量。其二，将原来排在第一的文学性最强的诗类文体及其他韵文文体放置在了最末一卷，而将其他反映社会发展的散文文体均置于前面，且散文归在一起，韵文归在一起，足见万历《贵州通志》编纂者政教意识的显著增强。万历时期，西南地区的社会治理出现重大问题，尤其是播州杨应龙之乱，产生巨大社会政治影响。明代统治者对西南地区政治管控明显加强，万历《贵州通志》的编纂充分反映这个时期的边疆治理方略，显示了史学与政治的密切互动。其后，康熙、乾隆时期，朝廷对西南地区政治管控空前强化，改土归流逐步完成，而相应的康熙、乾隆《贵州通志·艺文志》文体编纂，也将政教色彩强烈的敕谕、奏疏等散文文体列在前面，而将诗歌等韵文类作品列在后面。显然，贵州方志艺文志收录散文文体作品的次序、类型和数量的嬗变，蕴含深刻的政教内涵。明代后期政治衰败，特别是西南地区社会动荡，战乱较多，中央政权要强化政治管控，故方志艺文志编纂将直接反映政教的散文文体置前，体现方志编纂服务政教的思想，也充分体现方志艺文志编纂的治边思想。故万历《铜仁府志》“凡例”说：“艺文，有关经济，中机宜，或忧时述事，读之可以感人，或触景兴怀，咏之可以警俗，虽连篇累牍，不厌备书。若徒雕章绘句，无补民风者不录。”卷12《艺文志》亦说：“铜地虽僻，而冠盖颇来，题咏亦富。大之经国忧民，细之感时触事；远之吊古祝厘，近之陶情写性，皆可以兴，可以观，其于教化之助，裨益良多。”通过方志艺文志编纂有助教化、裨益政治的目的十分明确。而乾隆《云南通志》卷29《艺文》亦云：“至于汉唐以远，诰谕献纳之作、纪时述事之章及昭代公卿大臣讦谟远猷，下逮文人学士之吟咏，择其有关治道人心风俗者，各以类从，编诸简册。”以上下层级区分诗文，将诰谕献纳、纪时述事之章及昭代公卿大臣之讦谟远猷视为上层，而将文人学士之吟咏视为下层。此充分说明自明代万历以降，方志艺文志通过诗文编排顺序改变，以及收录重点的调整，以强化史志编纂政教指归。贵州方志艺文志散文文体的编纂，无疑正是这种方志编纂思潮的产物。结  语贵州方志艺文志中散文文体作品的编纂，显示边疆史学发展的特点与成就，蕴含丰富的史学思想与文化内涵。首先，呈现出史学与文学的紧密互动。当某一类文体因自身繁荣或史志编纂者的政治需要，则相应得到方志编纂者青睐，收录的数量相应增多。当某一类文体因时代发展逐渐衰落，则方志艺文志的收录数量会相应减少，甚至不收录。其次，呈现出史学、文学与政治交融互动。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贵州方志艺文志收录的散文作品，与贵州地域政治文化紧密相关，是贵州政治、历史、教育、文化的充分反映。同时，随方志艺文志中所录散文作品的传播，其对社会政治能够产生一定影响作用。再次，呈现出浓郁的西南边省地域文化特征。贵州为西南僻壤，居住的少数民族众多，其方志艺文志收录的散文作品，不少反映历代政权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政措，涉及区划设置、军事战争、文化教育等，充分显示了历代边疆治理的方略与特点。 　　（作者单位：贵州大学文学院）原文载《中国地方志》2024年第3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来源：“地方志研究”微信公众号 　　编辑：黄冠潼